黃土高原上窯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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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市寶塔區河庄坪鎮趙家岸村,當地村民利用易地搬遷后閑置窯洞改造的民宿,發展鄉村旅游。
閑置窯洞改造的民宿,深受游客青睞。
位於延安市寶塔區的一處窯洞。
延安大學窯洞群興建於20世紀70年代初,聯排窯洞依山修建。
當我們談起窯洞時,我們在談什麼?
這是屬於黃土高原上的一抹鄉愁。一排排、一列列的窯洞點綴於陝北的溝、梁、塬、峁之間。鄉親們曾經世世代代住在這些窯洞裡,賡續血脈,延續鄉愁。
這是中國革命的重要象征。1935年,黨中央長征到達陝北后,星羅棋布的陝北窯洞就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新家”。
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回答歷史之問的注腳。著名的“窯洞之問”,跨越了一個政黨從弱小到強大、從九死一生到蓬勃興盛的漫漫歲月長河。
這是百姓生活變遷的寫照。土窯洞曾經被認為是貧窮的象征,伴隨著2019年延安告別絕對貧困,土窯洞成為歷史,現代化的樓房和新窯洞成為老百姓的新家園。
因此,談起窯洞,我們所談論的,不僅是悠久的民族文化史和革命史,更是一部波瀾壯闊的小康奮進史。
■ 古老窯洞的歷史變遷
窯洞,在黃土高原上隨處可見。
“在整個西北地區,按照幾個世紀以來形成的習慣,人們都在那堅硬的淡褐色的山岩上挖掘山洞、建造家園,這些山洞被中國人稱作‘窯房’或者‘窯洞’。”1936年,當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第一次來到延安,看到如滿天星斗般點綴在群山間的窯洞時,他頗為好奇。
據延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成員李剛介紹,陝北建造窯洞,最早應該始於周代,為半地穴式。秦漢后發展為全地穴式,就是現在的土窯。明中葉,開始用石塊做窯面牆。明末清初,當地人仿土窯模式建起了石砌窯洞。
“陝北窯洞冬暖夏涼、節能節地、便於施工,具有保濕、節材、環保、減災、保鮮、貯藏、經久耐居等實用價值,廣為陝北人民所接受,是陝北居民最主要的居所,被稱為土生建筑的‘活文物’。”李剛說。
張海生是陝北地區有名的窯洞建筑師,也是延安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陝北窯洞營造技藝代表性傳承人。從業30余年的他,參與修建的窯洞遍布陝西、寧夏和甘肅等地。“對於陝北人來說,窯洞與生命同等重要,窯洞是我們生命安全和生命延續的保証。”張海生說。
修窯是陝北人的家中大事。古時,人們修窯前要看地勢、定方向、擇日子。修窯有挖地基、做窯腿、拱旋、過窯頂、做花欄、倒旋土、安門窗、盤炕、砌鍋灶等工序,修建時鄰居和親戚朋友互相幫工。居住前有安土神、住新窯喬遷時有暖窯的風俗。
如今,陝北人民脫貧致富了,手裡也有錢了,但依然以窯洞為家,對窯洞生活念念不忘。在延安的山峁溝塬,經常能看到石窯、磚窯,即使在平闊的地方蓋新房,也都蓋成或裝修成窯洞形狀。
■ 延安的窯洞有馬列主義
延安的歷史,伴隨著20世紀30年代黨中央的進駐,掀開了新的一頁。
1940年底,毛澤東對從前線回來到中央黨校學習的同志們說:“延安的窯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窯洞有馬列主義,延安的窯洞能指揮全國的抗日斗爭……全國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們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窯洞裡。”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延安成為當時中國最進步的地方。延河兩岸,坐落著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等30多所院校,當地百姓親切地稱它們為“窯洞大學”。為了解決住宿問題,各個學校從校領導到全體教職工、學員齊動員,扛著镢頭、鐵鍬,浩浩蕩蕩地開上山去挖窯洞。大家爭先恐后、干勁十足,有的同志抱病出工,負傷不下火線,有的同志開窯洞時不慎滾下山坡,爬上山又接著干。
“以防空洞為教室,以磚石為桌椅,以石灰泥土糊成黑板和牆壁,恐怕在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所這樣的‘高等學府’了。”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如此描述他看到的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
1943年春天,延安大生產運動掀起高潮,綏德地委主要負責同志帶隊到郝家橋村,開展為期44天的調查。
“當時調查組住的就是我家的老窯洞。聽父親說,窯洞裡的那盞麻油燈經常亮到深夜。”村民馬興業說。
調查組來到郝家橋村,看到村民在有限的土地上,選擇優良品種,有計劃地精耕細作時,也會下到地裡,跟群眾一起干活。他們白天調研,晚上就在窯洞裡記筆記、寫調查報告。1944年7月,郝家橋村獲得陝甘寧邊區“農村楷模”稱號。
新中國成立后,延安的窯洞依舊,從窯洞中培育出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延安精神代代相傳。
5月19日,記者站在延安大學窯洞廣場仰望,6層聯排窯洞依山修建。這裡每層都有40余孔窯洞,共240余孔。這裡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窯洞建筑群,以路遙為代表的一大批優秀學子從這裡走出校門,走向社會。
據延安大學校報主編袁廣斌介紹:“20世紀70年代初,學生住宿條件緊張,又缺乏物資。我們就克服困難,想辦法給學生修窯洞當宿舍。后來,盡管有了新的校區,但這一片窯洞群還是被學校保存下來,以便學生們在此能夠直觀、真實地感受到延安精神。”
■ 窯洞裡的“答卷人”
窯洞裡藏著的,還有我們黨對於歷史周期率的思考與探索。
1945年夏天,民主人士黃炎培應邀走進毛澤東的窯洞。他坦率地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都沒有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
“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黃炎培說。
這便是著名的“窯洞之問”,而答卷人,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百年來的中國共產黨人。
“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走群眾路線。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是70多年前毛澤東的回答,也是“窯洞之問”的第一個答案。
“經過百年奮斗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實踐,我們黨又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自我革命。”“我們黨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這是我們黨敢於自我革命的勇氣之源、底氣所在。”70多年后,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會場,習近平總書記深思熟慮地指出。這是“窯洞之問”的第二個答案。
兩個答案,從探尋黨和人民的關系,到將目光同時放到黨的自身、反求諸己,一脈相承的,是走好“趕考”之路的清醒堅定,是走得再遠都不會忘記的初心使命和歷史自信。
在深山朗月、燈光如豆的窯洞,在硝煙彌漫、艱苦卓絕的戰場,在肩挑背扛、號子聲震天的建設工地,在敢為人先、“效率就是生命”的改革開放前沿,在擺脫貧困的村庄,在綠水青山的家園,在欣欣向榮、錦繡繁華的中國大地上……有“窯洞之問”的答案。那是千千萬萬中國共產黨人用行動寫下的一字字、一行行、一頁頁的答案。
■ 窯洞裡藏著“致富經”
2019年5月7日,延安最后兩個貧困縣脫貧摘帽,革命聖地告別絕對貧困。與貧困一道被告別的,還有山峁間的諸多危舊窯洞。通過整村搬遷、扶貧避災搬遷、易地扶貧搬遷,延安累計超過80萬人告別了窮鄉僻壤、地質災害區的危舊土窯洞。
搬遷之后,原先的窯洞如何處理?
位於延安城北10多公裡處的河庄坪鎮趙家岸村,於2005年與2009年經歷了兩次整村搬遷,從山體窯洞搬進了美麗鄉村新民居。整村搬遷后,300孔山體窯洞閑置。
2019年,在西洽會上,河庄坪鎮政府通過招商引資,與延安市兀裡文化旅游開發有限公司簽約趙家岸村窯洞民宿開發項目,該項目以“兀裡紅謠”民宿為品牌,大力打造“回歸鄉村、回味鄉愁”的窯洞民宿集群。
“帶著對革命聖地延安的崇敬和對陝北民俗文化的向往,我們選擇來延安投資。我們的目標是打造高質量窯洞民宿集群。”“兀裡紅謠”民宿負責人韓曉東說。目前項目一期完成75孔窯洞的改造,已正常投入使用,每日可接待游客150余人。二期工程完工后,接待人數可達600余人。
今年68歲的村民閆金芳搬出窯洞已經13年了。2020年,當村委會告知她村裡要投資打造新的民宿項目時,她馬上就將自家的3孔土窯洞租了出去。
“沒想到,一直閑置的土窯洞竟然還能帶來收入。我家的3孔窯洞加起來,每年可以為我們家增收5400元。”閆金芳說。
近年來,延安不少村民從破舊的土窯洞裡搬進了新民居,而原先的老窯洞經過翻新后,被打造成體驗式農家樂,深受游客青睞。
乘鄉村振興之風,曾經被視為“沉睡資產”的窯洞正在被進一步挖掘和盤活。陝北窯洞見証了延安精神的誕生、中國紅色革命的成功,蘊藏著一個民族的生存密碼,放射出璀璨的文化光芒,閃亮在共和國西部的山梁溝峁間,成為共產黨人的新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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