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陝北黃土高原。文憑攝

習仲勛同志生於陝西，長於陝西，在陝西生活、戰斗和工作近40個春秋，是在陝西這塊紅色沃土上成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作為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習仲勛同志一生忠誠於黨和人民的事業，建立的卓越功勛、展現的崇高風范，深深銘刻在三秦兒女心中，也深深銘刻在黨的歷史豐碑上，歷久而彌堅，歲遠而愈新。

一、堅定信仰，始終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習仲勛同志一生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無論是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還是在極左路線時期，無論是受人誣陷，還是身處逆境，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堅定執著、從不動搖，歷經困難、挫折和生與死的考驗，仍然砥礪前行。

年少立志，義無反顧走上革命道路。1913年10月15日，習仲勛同志出生在陝西省富平縣一個農民家庭。那時的中國國運衰微、社會動蕩，那時的陝西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習仲勛同志在少年時代就接受革命思想，樹立起救國救民的遠大志向，勇敢地投入到陝西渭北地區如火如荼的革命斗爭中。1926年5月，不滿13歲的習仲勛同志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春，他在參加愛國學生運動時，遭到國民黨當局關押，雖身陷囹圄，依然不改初衷，在獄中轉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以“兩當兵變”為起點，經受武裝斗爭血與火的考驗。1930年初，年僅16歲的習仲勛同志，強忍失去父母雙親的巨大悲痛，冒著深入敵營的巨大危險，受黨組織委派，到長武縣國民黨部隊做兵運工作。1932年4月，習仲勛同志與劉林圃等同志領導發動了“兩當兵變”，點燃了西北大地武裝革命的星星之火，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光輝一頁。同年9月，習仲勛同志進入渭北革命根據地，任渭北游擊隊第二支隊政治指導員等職務，參與領導根據地的各項創建工作。1933年，習仲勛同志受中共陝西省委派遣，到達耀縣照金地區，與劉志丹等同志開辟了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照金蘇區陷落后，他與劉志丹等同志開創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並恢復了照金蘇區，先后任革命委員會主席、蘇維埃政府主席。1935年春，陝北、陝甘邊兩塊革命根據地統一為陝甘革命根據地，習仲勛同志為中共西北工委領導成員，並繼續擔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同年9月，他和劉志丹等一大批領導干部在錯誤肅反中被關押。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到達陝北后，他們才得以釋放和平反，從而挽救了這塊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使之成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點。

鎮守邊區南、北大門，在保衛陝甘寧邊區的戰斗中屢建奇功。1936年1月，習仲勛同志任中共關中特委常委、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黨團書記。6月，他隨紅軍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環工委書記、環縣縣委書記。隨后，任中共關中特委（分委）書記、分區行署專員、關中分區保安司令部政委等職務，鎮守陝甘寧邊區南大門長達6年時間。1943年2月，習仲勛同志調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綏德警備司令部政委，守衛邊區北大門。彼時，陝甘寧邊區遇到嚴重經濟困難，他組織當地干部群眾開展大生產運動，並親自帶領調查組到村蹲點調查，幫助各級組織制訂生產計劃，推廣新耕作技術。當年綏德分區糧食生產取得了好收成，基本解決了全區52萬人的吃飯問題。在保衛邊區南大門和北大門的斗爭歲月裡，習仲勛同志始終是黨和人民利益的忠實捍衛者、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模范執行者，得到黨和人民的高度認可和贊譽。毛澤東同志曾親筆為習仲勛同志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1945年6月，習仲勛同志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解放大西北，為建立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立下不朽功勛。解放戰爭時期，習仲勛同志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西北野戰軍副政委等職務，奉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命令，與彭德懷同志一起指揮西北人民解放軍，和數倍於己的敵人浴血奮戰，保衛了陝甘寧邊區。與彭德懷同志、賀龍同志轉戰西北戰場，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國作出卓越貢獻。主持西北局工作時，與林伯渠同志一起，為建設陝甘寧邊區嘔心瀝血，付出了巨大努力。1948年1月至2月，習仲勛同志就“老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問題”、“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緒”和“按三類地區有區別地進行土地改革”等問題，向黨中央、毛澤東同志3次函電，實事求是、直言不諱地提出反對“左”傾情緒，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肯定，並轉發全國各解放區，在土改工作中發揮了重要的指導和借鑒作用。新中國成立后，習仲勛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等職務，長期主持西北黨、政、軍全面工作。他堅持黨的正確路線，從實際出發，領導了西北地區五省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為鞏固新生政權，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恢復戰爭創傷，促進經濟建設，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故鄉的近40年中，習仲勛同志從一個愛國愛民的熱血青年，成長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冷靜篤定的軍事指揮者、主政西北的一方主官。淳朴的家風、關中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和馬克思主義的熏陶與影響，滋養了習仲勛同志開朗豪放、寬厚包容的性格和堅毅剛強的意志﹔“兩當兵變”中血與火的淬煉，鍛煉了習仲勛同志頑強的斗爭精神和堅韌穩健的斗爭才能﹔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深入實際、獨當一面的工作歷練，培育了習仲勛同志實事求是的領導作風和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政治品質﹔主政西北時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培育了習仲勛同志同人民群眾的深厚感情，也培養了他堅定的理想信念、艱苦創業的奮斗精神和一心為民的公仆情懷。這些豐富的斗爭經歷，鍛造了習仲勛同志，使他一步步走出關中大地，擔負起全面領導西北地區革命斗爭和建設事業的歷史重任，直至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1952年9月，習仲勛同志調中央工作。雖然離開了陝西，但他一直惦念著陝西發展，牽挂著三秦人民。1958年9月和1959年6月，他兩次到陝西調研，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思考，提出指導性意見。他曾三次指示保護西安古城牆，對西安古城牆得以完整保存起到重要作用。他關心延安老區的發展，多次聽取匯報，並提出符合實際的意見。他關注陝西戲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大力支持陝西戲曲演出團進京匯演，為秦腔事業的振興提出寶貴意見。他離職休養后，仍然關注陝西經濟社會的發展，挂念家鄉父老的冷暖安危。陝西人民永遠忘不了習仲勛同志對家鄉發展的關懷，三秦兒女永遠懷念他的豐功偉績。

二、心中始終有群眾，甘當人民的忠實勤務員

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是我們黨永葆青春活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傳家寶。堅持群眾路線，就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牢記並恪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習仲勛同志是我黨群眾路線的積極倡導者、忠實實踐者，始終把自己根植於勞動人民之中，他對黨、對人民的赤子之情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工作實踐中得到充分詮釋。

來自人民，始終保持公仆本色。習仲勛同志出身農家，了解民間疾苦，從小就樹立為勞苦大眾服務的思想，始終與人民群眾保持緊密聯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初期，軍隊和政府機關的經費相當困難，人民群眾負擔很重。為了減輕群眾負擔，邊區政府號召黨政軍機關經營紅軍公田、興辦小牧場、種糧種菜、養豬養羊，補充紅軍和機關所需。作為蘇維埃政府主席，習仲勛同志帶頭響應號召，有空就幫群眾種地、推碾，戰時帶頭抬擔架，用給自己配備的馬匹運傷員、馱行李。在關中分區工作時，為了節約經費，機關干部經常要出去打柴，習仲勛同志隻要有時間就會和同志們一起去。關中山區的冬天特別寒冷，一次，分區機關決定給部門領導每人縫制一件棉布大衣，習仲勛同志知道后，找到管理員張貴德，表示自己的還可以再穿，要求給其他同志添置。習仲勛同志始終以一顆熾熱的赤子之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用實際行動贏得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

心系人民，處處維護群眾利益。習仲勛同志認為要讓廣大人民群眾追隨共產黨鬧革命，就必須深入人民群眾之中，站在群眾立場來解決群眾的問題，把群眾的事情當作自己的事情來做，處處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過程中，習仲勛同志經常深入農村、走街串戶，關心人民群眾的生活，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1934年，習仲勛同志領導慶陽游擊隊打開慶陽大地主“恆義和”在華池悅樂上堡子的糧倉，開倉三日，給貧苦農民分配糧食2000余石。在關中分區工作期間，農民馬團兒妻子生小孩時出現難產，情況危急。習仲勛同志知道后，立即派警衛員庚申請來醫生並為其買藥，使嬰兒順利出生，母子平安。馬團兒一家十分感動，堅持讓習仲勛同志給小孩起了個名字。正是由於同群眾的魚水情深，習仲勛同志深受人民群眾的尊重和愛戴，被毛澤東同志贊譽為“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服務人民，始終站穩群眾立場。革命戰爭年代，習仲勛同志與人民群眾親如一家，情同手足。他曾告誡大家，當干部的“萬不能站在老百姓頭上”，如果我們的干部“叫人家一看他，是個‘官’，是個‘老爺’，那就很糟糕”。他深知手中的權力是人民群眾給予的，他不是群眾的老爺，而是群眾的公仆。新中國成立后，習仲勛同志並沒有因為“進了城”就忘記人民群眾的疾苦，仍然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他曾提醒西北地區各級干部，“一定要懂得我們是人民的勤務員”，努力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擔任國務院秘書長期間，習仲勛同志特別重視人民群眾的來信來訪，認為這是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重要渠道。他曾說：“不能讓老百姓失望，必須給他們一個滿意的答復。”主政廣東期間，面對廣東發生群體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風潮，習仲勛同志認為，“偷渡外逃主要來自經濟的原因而不是政治上的原因”，“如果把偷渡的農民都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那就會把大批的農民都推到我們的對立面上去。這是不對的，要教育嘛。要怪我們沒有教育好農民，更重要的是要怪我們在主持農村工作中沒有制定好的政策來維護他們的利益”。習仲勛同志始終與老百姓血肉相連，始終把密切聯系群眾作為安身立命、奮斗前進的根本，以自己真誠的行動樹立了黨密切聯系群眾的榜樣。

三、緬懷習仲勛同志的豐功偉績，繼承和發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榮傳統

習仲勛同志是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成長起來的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新中國誕生，為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

忠於信仰，永葆忠誠之心。習仲勛同志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無論職位高低，無論順境逆境，無論斗爭如何艱巨、情況如何復雜，無論遇到什麼艱難險阻，都堅持真理、毫不動搖。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與劉志丹等同志發展革命武裝、創建革命根據地，在紅軍和根據地外遇強敵圍攻，內遭黨內“左”傾錯誤干擾的艱難環境中，堅持與蘇區軍民一起出生入死、浴血奮戰。1935年9月的錯誤肅反中，習仲勛同志等一大批干部被關押，面對可能遭遇的活埋，當有人暗示他可以幫助逃跑時，他的回答卻是“為黨盡忠”。在錯誤肅反被糾正后，他摒棄前嫌，不計職務高低，仍以飽滿熱情投身革命工作。1962年9月，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受誣陷，習仲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錯誤批判和迫害，時間長達16年，但他從未放棄理想信念，在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和重大問題上立場堅定，對黨、對人民的事業始終充滿信心，詮釋了共產黨人價值追求的真諦和內涵。

實事求是，堅守擔當之心。習仲勛同志一生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善於學習和思考，勇於打開工作局面，為黨和人民作出過多方面的重要貢獻。大革命失敗后，習仲勛同志和劉志丹、謝子長等同志一起，創造性地實踐毛澤東同志“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結合本地實際，義無反顧地舉起了陝甘地區工農武裝割據的大旗。他和劉志丹等同志堅持從實際出發，開展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受到毛澤東同志的稱贊。主政廣東期間，他結合省情特點特別是人文地緣優勢，帶領廣大群眾沖破思想禁錮，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推動創辦經濟特區，為改革開放奮勇“殺出一條血路”，為廣東的改革開放事業和經濟特區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熱愛人民，秉持為民之心。習仲勛同志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強調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江山是人民的江山，任何時候都不能脫離群眾，始終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1941年西北局高干會議期間，黨組織對習仲勛同志作出的鑒定中有這樣一段文字：“他很懂得群眾的情緒、習慣和需要。他是站在群眾觀點和群眾立場來解決群眾的問題，總是把群眾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設身處地地替他們設想，設想怎樣才是對的，尤其設想怎樣對群眾有好處，而沒有絲毫的主觀主義氣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時常告誡干部要一心一意為群眾謀利益，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他非常重視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情況，經常下基層調研，及時制止損害群眾利益的事情發生。習仲勛同志一生都保持著這種心系基層、關心群眾的高尚情懷，堪稱共產黨人踐行群眾路線的典范。

斯人已去，風范長存。習仲勛同志已經離開我們20年了，他崇高的思想品德、偉大的歷史功勛、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的拼搏精神，一直是家鄉人民心中矗立的巍巍豐碑！作為家鄉人民，對習仲勛同志的最好紀念，就是要學習他一生忠於黨、忠於人民，不畏艱險、無私奉獻的革命精神﹔學習他始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迎難而上的優秀品質﹔學習他一生熱愛人民、心系群眾，謙虛謹慎、平易近人的優良作風﹔學習他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一生胸懷坦蕩、光明磊落，克己奉公、廉潔自律的崇高品德。

歷史是教科書、營養劑和清醒劑。我們緬懷習仲勛同志的豐功偉績，感念他對家鄉的關心關愛，最重要的就是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三次來陝考察重要講話重要指示，堅決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堅持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這一面，用心用情辦好民生實事，堅持不畏艱難困苦，始終拼搏奮進，奮力譜寫陝西高質量發展新篇章，以實際行動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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