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時，我並未與父親柳青共同生活。1970年大學畢業后，我來到他身邊，到1978年父親溘然離世。這九年，我對他從了解甚少到父女情深，以至於無話不談。其中一個重要話題，就是文學創作。

一次，父親做完霧化治療，因體力不支躺下，叫我搬個藤椅坐在床邊。他從枕下抽出我寫的一篇文章，翻了幾頁后放下，暴起血管的手壓在上面，思考片刻對我說：“記得爸常給你講的寫作角度嗎？”

父親與我談寫作角度，最早是從《創業史》說起。父親說，這部小說每一章都力求從一個特定人物的角度出發，有一條主線，其他人物的描寫都圍繞這個主要人物展開，力避平鋪直敘。怎樣實現呢？要像照相機一樣，鏡頭就是這個人物的眼睛，“他”觀察這個世界，對環境和其他人物做出各種反應，寫出的是“他”的立場、感受、心理和情緒，而不是對每一個出場人物的介紹。我說：“做到這一步，是很難的。”他說：“是的，作者由著自己的感受寫容易，不過這樣寫出來的人物千篇一律。隻有融入生活，有了親身體驗，才會有不同的表達，筆下的人物才有特點、有變化。”

那天，他還是從這個問題談起。談到人物形象塑造，父親告訴我，要“極端熟悉人物，不是一般的熟悉。要和人物有同樣的心理，使用性格化的語言。”他說話一貫很慢且從容細致、恬靜深沉。我全神貫注，深感父親對文學創作的傾情投入，因為這些心得是他多年探索追求的結晶。從十幾歲喜歡上文學起，父親讀了大量文學名著，整整用去十年時間咀嚼創作的要領，體會融入生活的道理，后來為了熟練運用這些手法創作，又歷經十年探索。父親說：“早年教育條件不好，我是從‘齊步走’開始的，拼命鑽研文學技巧。”為此，他研究自己每一部作品的不足之處，虛心接受別人的批評指正。

父親就是用這樣的創作態度投入火熱生活，俯身聆聽和記錄大地的脈搏。

1951年，父親參加中國青年作家代表團出訪蘇聯。此前他深受蘇聯文學影響，鐘愛作家托爾斯泰，也喜歡《靜靜的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等作品，他十分關注蘇聯農村的建設和變化。看到當地建設的一片繁榮，人民勞動熱情高漲，父親深受鼓舞。內心那個始終不變的想法——創作不負時代的農村題材文學作品，更加強烈了。那時，祖國大地上百業待興，人們正奮力創造新的生活，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反映在經濟、社會心理等方方面面的生活細節裡。

父親決心用手中的筆，細致刻畫這些變化。1953年，他來到西安郊區的皇甫村，開始了生活和創作的新階段——寫作《創業史》。來到皇甫村前，父親就脫掉了四個兜的干部服，換上一身農民式的對襟襖，和當地百姓很快接上話，親近起來。在路邊、在場院、在草棚屋裡，他用幽默風趣的話語講述合作化的好處、今后的奮斗目標。互助組的人說：“大道理都會說，可他講的不讓人煩，反而愛聽。”時間一長，他往那兒一站，立刻圍上一群人。初期，為解決組裡的各種問題，吃過晚飯不用催，大家滿坐炕頭傾聽。父親講話引用本地實例多，常常笑得人前仰后合。他的深入生活、“極端熟悉人物”，大概就是這樣“泡”出來的。

父親對我經常指點，有時批評，偶有表揚。他用手掌上下比劃，我便明白其中含義，因為他說過：“我就像拍皮球一樣，既不讓你失去信心，也不讓你蹦得太高。”1970年，父親讓我起草一封信，寫完后他大刪大改，不客氣地說：“差得太遠！”剛大學畢業的我，自視很高，眼淚奪眶而出，此后他不再說這樣的話。現在想來，正是他的批評，讓我懂得世界之博大，生活之豐富，懂得一支筆的重量。

（本報記者張丹華採訪整理）

《人民日報》（ 2021年08月27日 第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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