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田里的标牌，是蒲正斌自己制作的。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秦骥摄

　　走在温室大棚里，蒲正斌感到满足与喜悦。

　　冷清的院落里，一只黄狗是蒲正斌忠实的伙伴。

　　山间，到处有美丽的野花，但蒲正斌总是脚步匆匆，顾不上欣赏。

　　8月29日5时多,天刚蒙蒙亮,蒲正斌就起床了。30多年来，早起已经成为他的一个习惯。“我得赶紧到地里看看，不然不放心。”

　　窗外，雨淅淅沥沥地落着。匆匆洗了把脸后，蒲正斌打着伞，走过一段泥泞的土石路，来到试验田，蹲下去查看马铃薯种子的生长情况。

　　“最近雨太多了，一个多月来很少有晴天。种子要是被水泡得时间太长，就会坏掉。”蒲正斌的语气里有些焦虑。

　　蒲正斌的办公场所兼住所位于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金坪村一处深山里，几间陈旧的瓦房，一栋简陋的二层小楼，除了一间办公室和一间极狭小的厨房外，其他房子里都堆放着马铃薯种子。

　　这处看起来和其他农家小院别无二致的院落，官方的名字是——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镇坪试验站。由于地处海拔1450米的高寒山区，这里被当地群众称为“高山站”。

　　“高山站”主要从事马铃薯育种研究，陕西省通过国家审定的4个马铃薯新品种都出自这里，因此，在陕西乃至全国马铃薯育种界，“高山站”都是一个传奇。

　　演绎这传奇的，是“高山站”唯一的工作人员——今年54岁的蒲正斌。

　　蒲正斌用37年的坚守，让自己也成为一个传奇。

　　失落

　　蒲正斌出生于四川达州。1984年，高中毕业后，他想着得找份工作干，摆脱祖祖辈辈在山里种地的命运。命运也似乎特别眷顾他，在家里待了没多长时间，他就收到了一封信。信是叔父蒲中荣写来的。蒲中荣是全国知名的马铃薯育种专家，是全家人的骄傲。

　　信里，蒲中荣让蒲正斌到安康去，和他一起搞马铃薯育种研究。

　　到城市去！搞研究！

　　这让蒲正斌兴奋得一晚上都没睡着觉。第二天，他便拎着一个装了几件衣服的布袋子，背着用蛇皮袋装着的被子，赶往安康。

　　从自行车，换乘汽车，再换乘火车，经过3天的奔波后，蒲正斌兴冲冲来到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找到了叔父在信中说的联络人。联络人告诉蒲正斌，试验站在镇坪县，不在市区。“镇坪就镇坪吧，起码不用再待在家乡的山里了。”蒲正斌想。

　　第二天一大早，蒲正斌和联络人一起，乘上驶往镇坪的客车。车出了市区不久，就进了山。一道道山，一道道沟，连绵不绝，蒲正斌心慌了——这儿咋比自己家乡的山还要多，沟还要深？

　　在经受了整整一天的颠簸后，车在一个山脚下停住。联络人说：“下车了。”

　　大夏天的，蒲正斌下车后，却觉得浑身冰冷——这是到什么地方来了？

　　稀稀落落的几院农家，比自己的家乡还冷落得多。

　　“走呀。”联络人看蒲正斌呆站着，便喊了声。

　　从联络人的喊声中，蒲正斌意识到——这里还不是终点。

　　沿着泥泞盘曲的山路向上，直到再也看不到一户人家，直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蒲正斌终于赶到了镇坪试验站。这时，他脚上的解放鞋已经沾满泥巴。

　　几间破败的瓦房，几盏黯淡的煤油灯，吱呀作响的木板床……“这里，还不如自家的房子舒适。这里，就是我要工作的地方？”蒲正斌巴不得立即逃离这里。

　　试验站只有4个工作人员——站长蒲中荣和3名当地群众。

　　20岁的蒲正斌第一次失眠了。之前，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山，这么深的沟，这么荒无人烟的地方。

　　蒲正斌搞不清，让亲戚们引以为傲的叔父，到底干的啥工作。

　　种地

　　这个疑问，蒲正斌很快就搞清了。

　　第二天一大早，吃过烩土豆，蒲正斌背着背篓，拿着锄头，和叔父一起下地收土豆。

　　在家乡种地，在这里还是种地，而且种的还是自己从没种过的土豆？——蒲正斌瞬间凌乱了。他想要告诉叔父自己要回家，几次抬起头来，看到叔父一脸的严肃，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等有机会一定走。”蒲正斌想。

　　蒲正斌没想到，这个机会一等就是几十年。更想不到的是，等着等着，自己就不想走了。

　　在镇坪的深山里，蒲正斌开始了与土豆相伴的日子。没有电，没有电话，周围没有人家。生活用品、化肥种子、仪器物资全靠人力背回站上，而最近的集镇，在15公里之外，步行往返得三四个小时。

　　每年2月开始陆续播种，5月出苗，7月收获。收获完了，就得到山上的树林里，刨开干枯的树叶及碎石取腐殖土，然后背回试验田。铲子、锄头、背篓、麻袋……这些，是蒲正斌工作时必用的工具。在工作中，他背坏了15只背篓、磨破了25双解放鞋。

　　相比普通的耕种，育种工作要复杂得多。从种子播种直到成熟，每个生长阶段，蒲正斌都要做好田间管理和记录。在出苗和开花期，隔一天就要观察记录一次，走完所有的地块至少要两天时间。白天在地里劳作，夜晚还得伏案加班，蒲正斌没有一天能够闲下来。“搞育种，不是在办公室里搞研究，而是在田地里搞研究。”

　　几个月之后，蒲正斌不仅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并渐渐爱上了这份工作。他开始崇拜搞育种的人，盼望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一名育种专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蒲正斌把站上所有的资料和书籍都当成宝贝，如饥似渴地学习，不懂的地方就向叔父请教。

　　“‘高山站’虽然偏僻，但待在这里，不受各种琐事打扰，正好可以安下心来搞研究。”不到两年，蒲正斌就掌握了马铃薯的生长发育规律，弄懂了它的种植技术，学会了杂交育种的所有程序和方法，成了叔父的得力助手。

　　1993年，蒲正斌参加选育的“安薯56号”，成为陕西第一个通过国家审定的马铃薯新品种。看着叔父手上捧着的烫金的荣誉证书，蒲正斌心里满满都是成就感——这个新品种，让长期以来危害马铃薯的晚疫病遇到了克星，也让农民群众获得了丰收，赚了钱。

　　奇迹

　　“高山站”位于海拔1450米的山上，通常每年10月就开始下雪，雪天要断断续续持续到第二年五六月才结束。方圆数里没有人烟，但蒲正斌并不觉得艰苦和孤独。

　　“当你爱上一件事时，你就不会觉得艰苦。面对一片片种着马铃薯的地，我就不觉得孤独。”

　　37年来，除了开会或者出差，蒲正斌从没离开过“高山站”。

　　“高山站”成了蒲正斌的家。在他的试验田里，种着不同品种的马铃薯；仓库里，堆满了贴着标签的马铃薯；厚厚的笔记本里，全部都是关于马铃薯的记录；仅有的两位朋友，也都是和马铃薯打交道的人。

　　1996年，“临时”了12年之后，蒲正斌因为工作出色，终于成了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的一名正式在编人员。身份的转变，让他惊喜，但这惊喜很快就淡了——身份再变，咱还得一如既往地工作，陪着马铃薯。他觉得只要能和马铃薯待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

　　2000年，叔父退休，蒲正斌成为“高山站”站长，马铃薯课题主持人，也成为这里唯一的工作人员。

　　有的育种专家，终其一生可能都一无所获。而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蒲正斌，却在这个远离人烟的地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2003年，陕西省第二个通过国家审定的马铃薯品种——“秦芋30号”从这里诞生。

　　2006年，陕西省第三个通过国家审定的马铃薯品种——“秦芋31号”从这里诞生。

　　2011年，陕西省第四个通过国家审定的马铃薯品种——“秦芋32号”从这里诞生。

　　迄今为止，陕西自主选育的通过国家审定的马铃薯品种，以及后续培育已推广应用待登记的“秦芋33号”“秦芋34号”“秦芋35号”“秦芋36号”全部来自“高山站”。

　　蒲正斌主持选育的高产、抗病、质优品种“秦芋30号”，在全国累计推广面积230.22万亩，平均亩增收鲜薯152.04公斤，总增产35012万公斤，折主粮7002.4万公斤，新增总产值21007.2万元。随着2010年以来“陕南秦巴山区马铃薯新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集成与推广”项目实施，“高山站”培育的马铃薯新品种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连连递增。

　　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也因此成为国内马铃薯育种界一颗耀眼的明星。

　　一位上级领导在“高山站”感叹：“这样的环境，能坚守都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能出成绩，确实太难得。”

　　愧疚

　　太专注于陪马铃薯了，蒲正斌经常忽视家里人。

　　“他常常一大早出门，忙到下午两三点都吃不上饭，晚上还要加班写东西，经常忙到凌晨一两点。”妻子陈英说，“他对每株苗子都了如指掌，但自己娃们的生日他却记不住。娃小的时候，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带娃。”

　　2007年，父亲病危的时候，正赶上马铃薯处于杂交的关键时期，蒲正斌没有办法扔下马铃薯。等他完成育种试验任务赶回家，老人已经带着对儿子的牵挂离开了人世。蒲正斌长跪在父亲的灵柩前失声痛哭：“儿子对不住您啊。您咋不等等我呢！”

　　2015年，陈英需要做子宫切除手术。蒲正斌忙于给马铃薯授粉，陈英独自一人待在医院。手术前一天，医生问陈英：“你老公咋没来签字？”一句话，问得陈英泪水奔涌。

　　为了守护马铃薯，蒲正斌的孩子只能在附近的山区农村学校读书。小女儿中考后到安康市区蒲正斌的一名同事家里住了几天，回到“高山站”后，她给蒲正斌描述安康中学学生暑期生活多么多么精彩，安康市区蛋糕店的蛋糕比镇坪的好吃，饰品店的头花五彩缤纷……小女儿兴高采烈地说着，蒲正斌和陈英低头不语。等小女儿说完，出去玩时，陈英说：“都是一样的职工，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就不能在城里上学？”

　　房子是蒲正斌的一块心病。一直住在“高山站”，他连个自己的窝都没有。

　　2012年，安康市统一建设限价房，蒲正斌无法拿出10万元首付款，错过了来之不易的购房机会。2014年，堂兄给他介绍了安康城边一套50平方米、房龄已40多年的老房子，售价10万元。蒲正斌再次犯了难。不要吧，退休后家里人住哪？买吧，家里总共存了不到2万元。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他买下了那套房子，但为此欠了8万多元的债。

　　坚守

　　蒲正斌忽视了家人，更忽视了自己。为了工作，他有两次差点丢了命。

　　1989年8月的一天，紫阳县相关人员来“高山站”调“安薯56号”原种。汽车到达山上时，已是晚上8时。为了不耽误农户第二天领种，蒲正斌和3名当地群众一起，装袋、过秤、上车。等到他们把6吨种子装上车，已经是第二天凌晨2时多。

　　天下起了大雨，道路泥泞不堪。为了保证运种车的安全，蒲正斌和一名当地群众坐在装满马铃薯的车厢里护送车辆下山。由于路况差，车身重，一侧路基被车压垮了。蒲正斌和那名群众感到大事不好，急忙从车上跳到山坡上。他们刚跳下去，运种车就翻进了5米深的河沟。

　　1999年11月的一天，蒲正斌坐着拖拉机为镇坪县洪阳乡运送马铃薯种子，返程时，天色已晚。从山下到“高山站”是狭窄的泥巴路。拖拉机在经过一个拐弯处时，撞上了一块滚落的大石头，直接向河沟里冲去。司机提前跳了车，蒲正斌被摔进了河滩。

　　醒来时，蒲正斌觉得半边身子没了知觉，门牙也断了。他挣扎着大声呼救，司机闻声找到蒲正斌。那一次，蒲正斌在医院待了27天。医生对蒲正斌的尾椎骨做了大手术。直到现在，每逢天气变化时，蒲正斌还总感到尾椎骨隐隐作痛。

　　“老天爷不要我的命，可能是觉得我和马铃薯的缘分还没有走到尽头。”蒲正斌说，这样的事不少，自己慢慢都习惯了，忘记了。

　　而对“高山站”的每一点变化，蒲正斌都记忆犹新。

　　2007年，“高山站”建起了200多平方米的小楼，彻底消除了房屋安全隐患。

　　2010年，“高山站”通了水泥路，架起了移动基站，购置了一辆三轮摩托车，结束了40多年搬运东西纯靠人力的历史。

　　比这些更重要的是，“高山站”通了电，建设了两座钢筋结构的温室大棚，改造试验田3块，修复了水渠……

　　蒲正斌觉得自己这辈子值。他说：“身为一名农业科技人员，就得守在田里做好自己的事。马铃薯育种是我的工作职责，也是我的事业和生命。不尽好这份责任，国家要我干吗？群众养我干吗？”

　　“他在这里搞研究几十年，使得镇坪土豆远近闻名。他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大量的种子，群众不仅靠它填饱了肚子，还能换回米面等细粮吃，或者拿出去卖钱。”金坪村村民唐德安说。

　　因为成绩突出，蒲正斌获得了“全国农业先进工作者”和陕西“最美农业人”等荣誉称号。

　　“拿了一份待遇，就要付出十分的努力，这些荣誉对我来说是一种额外的馈赠。作为一个吃国家饭的人，搞好育种，是我的本职工作。”蒲正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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