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友鼎：金戈鐵馬憶崢嶸

多友鼎。

多友鼎鼎腹內壁的銘文。

游客正在參觀多友鼎。

游客在陝西歷史博物館觀看周朝禮制刑罰的講解圖。

上千年的歷史進程中，鼎從一件日常的生活用器逐漸走向政治舞台，被后世認為是所有青銅器中最能代表至高無上權力的器物。鼎在青銅時代十分具有代表性。尊貴的社會地位、深厚的精神內涵、精美的藝術形式，匯聚於青銅鼎一身。它是文明的見証，也是文化的載體，貫穿整個青銅時代。

有這樣一件青銅鼎，簡單的樣式、粗糙的外表，既沒有復雜造型，也沒有精美的紋路，表面“青銅”，實屬“王者”，這件看似普通的青銅鼎就是陝西歷史博物館“鎮館之寶”之一的多友鼎。鼎腹內鑄有新中國成立以來陝西地區出土的西周青銅鼎中最長的一段銘文，詳細講述了一場鮮為人知的戰爭，使得多友鼎成了這段歷史的見証者。

多友鼎

年齡：2000余歲

職稱：國寶級

戶籍登記時間：1980年

出生地：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斗門鎮下泉村

現住址：陝西歷史博物館

1 多友鼎現身

1980年11月12日，陝西省西安市長安縣斗門公社下泉村（今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斗門鎮下泉村）的村民在該村東北處翻土取沙時，突然“咔嚓”一聲，一位村民的鐵鍬鏟到一件硬物，折斷了。起初，大家以為鐵鍬鏟到了埋在泥沙裡的石頭，為了不耽誤挖沙進度，這位村民便打算與同伴合力鏟出石頭，沒想到他們在大約4米深的細沙坑裡竟然鏟出來了一隻鏽跡斑斑的青銅鼎。考古人員聞訊趕來，立即對這隻青銅鼎展開發掘。

出土的青銅鼎通高51.5厘米，鼎口處有兩耳，耳高10厘米、寬11.6厘米、厚3厘米，腹徑50厘米、深31厘米，蹄形足高20厘米，徑7厘米，重35千克。青銅器表面光素無紋，僅在器腹上部裝飾有兩道弦紋。鼎腹底部附著厚達0.2厘米的墨灰，應是長時期的炊烹留下的痕跡。

鼎是由遠古時期陶制的食具演變而來的，鼎的三條腿充當了灶口和支架，鼎腹下燒火便可煮熟食物。隨著人類冶金技術的發明，人們逐漸學會使用銅來制作銅鼎。早期的銅鼎，因鑄造技術的限制，形制比較單一，以錐足圓鼎為主，器壁普遍較薄，紋飾簡單。商朝中期，隨著鑄造技術的提高和祭祀的需要，鼎的形制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出現了方鼎等多種類型的鼎，鼎的形體也不斷變大，鼎足由原來單一的錐足逐漸發展得造型各異，同時鼎的紋飾也逐漸精美繁縟起來。

青銅器發展到西周中晚期，尤其在進入晚期以后，各類青銅器都進入了整齊劃一的時代。這一時期的青銅鼎主要有兩種形制。一種是克鼎類，主要特征是盆形體，腹寬大而呈扁體形，蹄足上部一般有獸面裝飾，裝飾紋樣一般為環帶紋和竊曲紋﹔另一種為毛公鼎形，主要特征是半球形體、蹄足，裝飾紋樣簡單，一般僅以弦紋、重環紋或竊曲紋裝飾，多友鼎就屬於這一類。

中國商代時期的后母戊鼎，形制巨大、雄偉庄嚴，重量達800余千克，是至今世界上出土最重的青銅鼎。春秋時期的王子午鼎，造型繁復精美，以列鼎的形式陪葬在墓主人的身邊，其龐大雄渾的規模，讓世人稱奇。與以往發掘出土的青銅鼎相比，多友鼎顯得再普通不過了：立耳、環底、腹微斂、蹄形足，這些都是三足鼎最為基本的形態。除了造型簡單之外，鼎表面也沒有裝飾精美紋飾，只是在鼎上方裝飾了兩道簡單的弦紋。這樣一件平常無奇的青銅鼎又是如何成為國寶級文物的呢？

2 多友鼎銘文

俗話說“人不可貌相”，這件外表看似普通的青銅鼎卻內藏玄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國寶。原來，考古專家在對青銅鼎清理的過程中發現，這件青銅鼎腹內竟然鑄有22行銘文，共270余字，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陝西地區出土的西周青銅鼎中銘文最長的一件。

多友鼎所鑄刻的銘文詳細記載了西周晚期與獫狁民族的一場戰爭。某年10月，獫狁大規模起兵，進犯西周境內，直接威脅京師的安全，於是周厲王命令武公派遣得力戰將率兵抵御，將獫狁驅逐出京師。武公則令多友率兵車驅逐獫狁。在長達半個月的激戰中，雙方共打了4仗，多友都取得了勝利，共殺敵350余人，俘獲23人，繳獲戰車127輛，將獫狁逐出了西周邊境，並救回了被俘虜的周人。多友把此次戰爭中斬獲的戰利品全部獻給武公，武公又全部轉獻給周厲王，周厲王給武公賞地以表獎勵。隨后武公命人召來多友，多友安定京師有功，武公對多友進行了表彰，賞賜給多友包括銅在內的若干財物。為了紀念這件事情，多友便把賞賜給他的銅鑄造成鼎，作為宴請賓朋好友的器具。

在源遠流長的青銅器發展長河中，商、周青銅器迎來了鼎盛時期，用於祭祀等重大典禮的商代青銅禮器鑄造的文字應運而生。商代的銘文一般較短，一件器物上隻鑄造幾個字，內容大多標明制作者的族氏以及被祭祖先廟號。商代末期，紀事體銘文出現，有的青銅器上已出現長達 50字的紀事性銘文，為研究商代歷史提供了重要資料。

這種銘文形式持續發展，時代更替，到了西周時期，鑄造長篇銘文成為青銅禮器的重要特點，銘文內容涉及冊命、戰爭、訴訟和婚嫁等許多方面。周王朝為了鞏固統治，也借助禮器上的銘文大肆宣揚周王的德政。到了西周中后期，鑄造銘文更加成熟，字數增多篇幅增大，銘文越來越有秩序，規范整齊。

西周晚期的青銅器銘文，許多都記載著周人反擊獫狁的事件。《詩經》中有一篇詩文以一位戍役軍士的口吻記述道，由於和獫狁打仗，“靡家靡室”“不遑啟居”，便是說戰爭使得自己沒有妻室沒有家，也沒有時間安居休息，表達了強烈的思鄉情緒以及渴望和平的心理。獫狁是西周時期北方地區重要的民族之一，也是西周王朝西北主要的邊患，在周厲王統治期間，繁盛一時的周王朝已經走向了衰落，獫狁與西周的戰爭頻頻發生，嚴重威脅著周王朝的統治，也使得周朝的士兵有家難回，無處安歇。

在銘文中涉及獫狁的青銅器中，多友鼎是最為重要的一件。這篇銘文對戰爭的原因、過程以及結果都進行了詳細介紹。這些資料對研究西周晚期的歷史、西周晚期同北方少數民族的關系及古文字研究、歷史地理研究等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3 多友為何人

銘文中一共8次提及這場戰爭得以獲勝的關鍵性人物多友，所以該青銅鼎被命名為多友鼎。這件青銅鼎的主人多友到底是誰，成了專家學者們討論的關鍵問題。

考古學家田醒農、雒忠如在《多友鼎的發現及其銘文試釋》一文中表示， 多友即是鄭桓公友。他們認為文獻記載鄭桓名友，或稱多父、桓友，是周宣王的弟弟。在鑄鼎時，他還沒有被封爵位和官銜，隻好鑄其名為“友”，“多”字多有美稱、尊稱之意，於是在“友”前加一個“多”字。另外，鼎銘文中有一句稱“賜汝圭瓚”，按照西周時的規定，隻有到九命的等級才可以得到這樣的獎賞，若非王的弟弟，沒有爵位和官銜的人不可能受到這樣隆重的禮遇。因此，他們推斷，這件銅鼎是周宣王弟弟友所造無疑。

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在《論多友鼎的時代及意義》一文中則認為，多友不會是鄭桓公。李學勤表示，根據金文稱名、字的慣例，不好把“多友”兩個字拆成一名一字來解讀。另外，在周厲王逃離鎬京時，周宣王年紀還小，鄭桓公作為周宣王的弟弟，歲數還要小一些，由此可見，在周厲王掌權時，友不可能帶兵出征。從鼎銘文中也可以看到多友的身份，隻不過是武公的一個部下，隻能向武公獻俘虜，不能直接面見周王，在接受武公賞賜時，武公命向父召見多友，可以看到他的身份還低於向父，這與天子弟弟高貴的地位不符。李學勤的觀點明顯更具說服力，也被大家認可，由此可見，多友隻不過是武公的一名部下。

千年前，多友連續作戰，取得了勝利，立下戰功。歷經數千年的滄桑，那些刀光劍影的場面早已湮沒於歷史深處，但留存至今的青銅器足以讓我們浮想聯翩，去感慨那個戰爭頻發的時代。這些承載著中華文明基因的青銅器，早已演變為中華文化的象征性符號，並將一代一代繼續傳承下去。

記者手記

透過銘文看歷史

張家禎

“公元前1046年，武王滅商，建立西周王朝，定都鎬京。”當記者走入赫赫宗周的展廳，四處都是各式各樣的青銅器具，其中不乏一些如牛尊等鑄造精良的青銅器。而青銅鼎的外形多數普通單一，多友鼎更是簡朴，直至走近，看到鼎腹內密密麻麻的銘文，才對其國寶級文物的身份地位有了深刻的認識。

多友鼎的銘文中提到了兩次賞賜，一次是周厲王對武公的嘉獎，另一次是武公對多友的獎賞。西周的國家政治生活中，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賞賜制度。周王在祭祀、冊封、授命、田獵、征戰等活動中，對諸侯及大臣的賞賜屢見不鮮，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何尊等都記載了作器者受到周王的各類賞賜。早期周王賞賜以賜土賜民為主，到了中晚期，周王則多賞賜與其官職相配的服飾、車馬等物品。

盡管賞賜品的種類很多，但是始終不見青銅禮器的蹤影，周康王冊封宜侯的大典上沒有看到，在周宣王冊命毛公時也隻字未提。這一現象並不是偶然，在商周時期，青銅禮器作為貴族權利和身份的象征，被視為傳家寶。而在周天子看來，以青銅鼎簋等組成的青銅禮器，是王權的象征。東周時期，楚庄王問周鼎大小一事，也被看作是對王權的覬覦。

在周王的賞賜中，可以見到賜銅或銅板，受賜者會將這些銅鑄成的青銅禮器作為紀念，這種現象是比較常見的。反觀多友鼎，周厲王賜武公土地，卻沒有賜銅器，這是符合禮制的。

很顯然，周朝在賞賜制度上有明確的特征，也規定了嚴格的等級，這與周朝有著嚴格的禮制是分不開的。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禮的可貴在於使人的關系變得更加和諧。禮在中國有著豐富的思想內涵，不僅是道德信仰和思想觀念，也是物品分配的准則和人際交往的規范。

周朝的禮制，奠定了中國文明的基石，而青銅器，則是禮制的具體運用和體現。為了體現禮的差異，無論是重要的祭祀禮還是宴飲、喪葬，都要按照貴族等級的不同區別使用青銅器。周朝以此來規范每個人的社會身份，確定了每個人在社會上的責任、權利和義務，建立起差異有別的社會秩序，作為中國早期國家的重要發展階段，這樣的政治制度對后世影響極其深遠。

幾千年來，朝代更迭、時代變遷，風雲變幻之間往事早已消散，然而歷史卻以書籍、器物等形式流傳了下來。多友鼎如今和眾多曾經被不同身份的人使用過的青銅器一起陳列在博物館的展廳內，冷冰冰的青銅器至今仍能讓人們感受歷史的溫度，體會到古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