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六日,在陝西省戲曲研究院劇場,朱冬平正在為秦腔《雙官誥》裝台。
12月16日,在陝西省戲曲研究院,朱冬平(右一)和搭檔正忙活著。他們要將這個“假山”搬到劇場后台,為秦腔《雙官誥》的演出做准備。
為演出服務20多年的裝台人“生生”,沒想到自己安身立命的裝台工作被寫成小說、拍成電視劇。
近期,由茅盾文學獎獲得者陳彥的小說《裝台》改編的同名電視劇正在熱播。裝台人從“幕后”走到“台前”,被人們所了解並熟知。“生生”就是許多裝台人中勤懇踏實、經驗豐富的一位。“下苦的”、半個藝術家、劇中人,這是大家對電視劇角色“刁大順”的生活原型“生生”的評價。
“下苦的”
“生生”本名朱冬平,剛滿60歲,家住在文藝院團聚集的西安市文藝路。他原來叫過朱冬生,干活不惜力,甚至有點蠻干,伙伴都喊他“生生”。時間長了,這名字就叫開了。
方言獨特的發音和看似貶低的詞意,讓“生生”形成一個獨特的招牌。在文藝路,要裝台或干重活,找“生生”絕對沒問題。有人給他出點子,要打“裝台第一人”的名號。朱冬平不爭這個虛名,他更在意手底下的活。
“我就是個‘下苦的’,論不上第一第二。雇主對活滿意,我們才有收獲。”朱冬平說。
所謂裝台,就是在舞台上布置演出環境,主要是放置布景和安裝燈具。
裝卸道具是裝台這行最辛苦的活。
12月14日,陝西省戲曲研究院赴京演出結束后,卡車將大件的道具、布景運到位於西安市未央區周家堡村的庫房。朱冬平和幾位伙伴合作卸車,每輛車大概需要1個小時才能完成卸貨。每卸完一輛車,朱冬平就從車廂下來休息,他額頭的汗不停地滲著,身上的汗水已浸濕棉衣。
12月15日,在陝西省戲曲研究院劇場,秦腔《雙官誥》開始裝台。朱冬平和搭檔負責挂幕帳、燈具、景片,放置服裝、道具。雖說是百十號裝台人的“頭兒”,但朱冬平更願意親自上手。有人說他要像個“領導”的樣子,不干隻說就行,但指揮人這事,他干不來。
演出是有時間要求的,連軸轉是裝台行業的常態。觀眾離席、演員卸妝,裝台人開始上班,結束后往往是凌晨。若沒有演出,裝台人隻好另尋活路——搬家、拉貨,隻要是價錢合理的出力活,他們大多願意干。
半個藝術家
2000年左右,朱冬平開始接觸裝台工作,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搬戲箱——要將裝滿道具、服裝的戲箱從樓上的倉庫搬到劇場后台。當時的戲箱是木制的,沒有滑輪,要費好幾倍的功夫才能將戲箱背下來。這難不倒朱冬平,他將百十斤重的戲箱扛上身,一口氣上下樓不換肩。
在劇場,裝台人還要挂燈、放置道具。這不僅是體力活,還需要一定的舞美知識和藝術修養。“切換場景的時間隻有30秒,放置景片要眼尖手快,必須和燈光、音樂、演員配合,並且符合劇情。”朱冬平說,劇情悲傷時,二道幕的開關速度必須緩慢。
為了在正式演出時和演員完美配合,裝台人要在前期排練中了解劇情和導演、演員的需求。
12月17日,秦腔《雙官誥》在陝西省戲曲研究院劇場彩排,朱冬平和搭檔在排練現場負責放置道具。“這是傳統劇目,放置道具工作量少,但必須在現場盯著。每個演員的演出習慣不同,要因人而異、隨時調整,這樣才能做好服務。”朱冬平說。
干裝台這行時間長了,朱冬平熟識陝西各大戲曲院團的名角,甚至還結識了不少歌唱演員和影視演員。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話劇《白鹿原》在西安演出時,朱冬平和搭檔就負責裝台。當時他還和幾位著名演員交流演出情況,這是他引以為豪的事。
陝西省戲曲研究院舞美設計師王軍經常和朱冬平的裝台隊伍合作。王軍說:“裝台人默默奉獻,用自己的勞動和智慧為演員撐起舞台,觀眾的掌聲也有他們的一部分。毫不夸張地說,他們是半個藝術家。”
劇中人
朱冬平在劇場進進出出干活時,當時的陝西省戲曲研究院院長陳彥記錄著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在接受《中國藝術報》採訪時,陳彥介紹:“小說中的裝台人確實有一個原型人物,大家叫他‘生生’。我越琢磨越覺得這個人有意思,也有意找他聊過幾次。”
在《裝台》電視劇拍攝期間,裝台人“刁大順”的扮演者張嘉益常找朱冬平學習裝台技巧,了解裝台人的工作狀態和生活習慣。真正的裝台人卻沒空看《裝台》電視劇,生活壓得他們一天也不能停歇。朱冬平說:“我們憑力氣討生活,不干活就沒有飯吃。”
裝台人的經歷給小說《裝台》提供了新鮮素材。陳彥說:“裝台人創造如此美麗的舞台,而當燈光亮起、大幕拉開的時候,就看不見他們了。大量的普通勞動者和他們一樣,都在為社會的發展做著最為辛苦的幕后工作。”
在小說《裝台》的后記中,陳彥寫道:“他們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棄對其他生命的溫暖、托舉與責任,尤其是放棄自身生命演進的真誠、韌性與耐力。他們永遠不可能上台,但他們在台下的行進姿態,在我看來,是有著某種不容忽視的庄嚴感的。”
前一陣,陳彥回西安時,在劇院門口又看到朱冬平在等活。“生生”的頭靠在三輪車幫上,身子窩蜷在車廂內。陳彥覺得,“刁大順”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