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活躍著一個“白求恩”群體

白樂夫、嚴斐德、紀瑞德、傅拉都、戎格曼、甘揚道、富華德……在貴陽城外的國際援華醫療隊紀念碑副碑上，鐫刻著48位外國醫生的中外文名字，訴說著抗日戰場上一個“白求恩”群體的故事。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幾十位外國醫生從世界各地奔赴中國，加入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他們中很多人是共產黨員。在前線，在后方，他們見証、參與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像白求恩一樣，他們中的一些人把生命永遠留在了這片為之奮斗的土地上。

2016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對波蘭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前夕，在波蘭《共和國報》發表的題為《推動中波友誼航船全速前進》的署名文章中提到了傅拉都、戎格曼等波蘭友人不遠萬裡來華，為中國抗日戰爭提供醫療支援。

他們的名字，他們的貢獻，中國人民永遠銘記。

“汽車沿著盤旋曲折、新修的西南公路駛去。萬山叢中，峰巒起伏，陡崖峭壁，峽谷深淵，公路邊上沒有護牆……一路上空襲不斷，敵機沿途下蛋……所過城鎮鄉村均被炸毀。”

這是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筆下1940年的中國。沿著這條路，她的目的地是貴陽圖雲關——戰時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所在地。在那裡，她見到了一群“西班牙醫生”，一群遠道而來參與中國抗戰的外國醫生。

他們被媒體稱為“西班牙醫生”，盡管他們當中沒有西班牙人

“我姓白，白求恩的白。”幾十年后，在波羅的海邊的德國小城迪爾哈根，當年的“西班牙醫生”之一、羅爾夫·貝克爾的回憶從自己的中文名字“白樂夫”開始。

說起來，這兩位“白醫生”是國際縱隊的戰友。1936年，西班牙內戰爆發，來自世界各國的4萬多名志願者組成國際縱隊，與西班牙人民一起反抗法西斯勢力。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和德國醫生白樂夫皆在其中。

萬裡之外的中國，另一場抵御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戰爭也已打響。回顧這段歷史，著名記者、作家愛潑斯坦曾說過，中國和西班牙兩個戰線在地理上雖遠隔萬裡，但他們的戰士們卻強烈地感受到他們是在肩並肩地戰斗著。

“東戰場，西戰場，相隔幾萬裡，關系文化的興亡。咱們所拼命的，是對侵略的抵抗。”在延安的窯洞之間，寫著“No Pasaran”（（法西斯）不許通過）的標語，許多中國青年人唱起《保衛馬德裡》的歌曲。而在西班牙，國際縱隊的機關刊物《為自由的志願者》中經常有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告。

1939年4月，西班牙內戰以左翼共和政府的失敗告終。然而，反法西斯的戰斗並未結束。得知國際醫藥援華委員會准備組織醫生去中國支援抗戰，白樂夫毫不猶豫地參加了。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留下這樣的文字：“要在遠東繼續進行的斗爭，難道不也就是我們的斗爭嗎？”

1939年5月20日，白樂夫與奧地利醫生嚴斐德、捷克醫生紀瑞德踏上從英國利物浦出發前往中國的貨輪。3個月后，還是在這個港口，保加利亞醫生甘揚道、奧地利醫生富華德等4位醫生也踏上了去中國的行程。其后，還有傅拉都、戎格曼、肯德……

在船上，醫生們留下了一張照片。黑白照片上每個人的臉龐都綻開笑容，他們相信即將踏上一條正義的道路，“希望在這有戰爭困難的時刻，以醫生能做的方式援助中國人民”。

“前后共有21位參加過西班牙內戰的外國醫生來到中國支援抗戰。”多年來一直在追尋這些醫生足跡的旅美科學家夫婦鄒寧遠、倪慧如告訴記者，這些醫生大都是共產黨員，來自德國、波蘭、保加利亞、奧地利、羅馬尼亞等國。來中國時，他們中年齡最小的27歲，最大的已經64歲。

在香港中轉時，他們被香港媒體稱為“西班牙醫生”。“其實他們中沒有西班牙人。只是因為他們大都參加過西班牙內戰，所以被稱為‘西班牙醫生’。”鄒寧遠說。

像白求恩一樣，他們中的一些人把生命永遠留在了這片為之奮斗的土地上

出貴陽東南5裡外，即是圖雲關。這裡是貴陽的南大門。抗戰期間，貴州作為后方，省會貴陽人口由10多萬猛增至30余萬。作為戰時重要的交通樞紐，大量國際援華物資和人員經貴陽轉運。

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就設在圖雲關的山谷裡。一條公路從兩山中穿過，公路兩邊的山坡上，有一排排草房，這便是紅十字會所在地——戰時中國最大的醫學中心、戰場醫療救護隊伍的大本營，也是外國援華醫生們的目的地。

來中國前，富華德收到一個忠告，“到那邊需要有在任何困難環境下都能工作的勇氣”。盡管已經做足了思想准備，現實的艱苦仍令他震驚。由香港到重慶再到貴陽，一路行來，城市中隨處可見日軍轟炸留下的痕跡，到處是殘垣斷壁和磚頭瓦礫。

圖雲關條件艱苦，外國醫生們與中國醫護人員一起，住茅草屋、睡竹板床、吃糙米飯。他們在迅速適應中國生活的同時，想盡辦法履行戰地醫生的職責。他們提出在前線設立流動醫療隊，要盡一切可能靠近戰場。因為“離戰場越近，越能救治更多傷員”。

經過不斷地爭取，醫生們到前線去的要求被批准了。在貴陽時，每位外國醫生都給自己起了個中國名字。帶著新名字、助手和大批醫療器械，他們被分成不同小組，奔赴各地前線。這也是中國紅十字會第一次直接在前線地區執行任務。

前線工作環境極端艱苦，病房、手術室十分簡陋，藥品和醫療器械供應也成問題。一把小刀、一個鉗子和7個血管鉗，往往就是一台手術的全部器械。盡管如此，援華醫生們努力救治傷員、扑滅疫病、培訓軍醫：羅馬尼亞醫生柯讓道（又名柯烈然）用石灰和硫磺調制成經濟涂劑，先后治愈了大量疥瘡患者﹔奧地利醫生嚴斐德就地取材建立竹子醫院，用竹子搭起簡易手術室和手術台﹔德國化驗員孟威廉在缺乏自來水和器皿的情況下，自制實驗器材，取得化驗工作重大進展﹔奧地利醫生富華德在軍營裡推廣注射霍亂、傷寒和天花疫苗，舉辦衛生講習班，培訓前線人員如何進行包扎，如何急救……

“日本敵人，不能用快槍利炮飛機大炮來如意地佔領我們的常德。在失望之后，卻敢冒舉世所不欲為不忍為的毒菌戰，加諸常德”，“意想使用毒菌來毀滅我們的民族”。奧地利醫生肯德在激憤中寫下《鼠疫橫行在常德》，建議迅速行動，一方面殺鼠，另一方面為市民注射疫苗。整個1942年，肯德與中國同事都在與鼠疫搏斗。直到當年年底，常德鼠疫終被扑滅。前線發電報為肯德請功，稱其“惠我傷患，晝夜辛勞”。

同年3月，廣西暴發鼠疫。英國女醫生高田宜報名去前線作戰，卻因為行前注射疫苗引起並發症去世。高田宜沒有留下太多照片，一張側面照上，能看出她是一個戴眼鏡的漂亮姑娘。同事們把她葬在圖雲關紅十字會的小墓地裡，墓碑上刻有她的中英文名字，還種下一棵鬆樹。

羅馬尼亞護士柯芝蘭因感染傷寒，犧牲在雲南建水前線﹔奧地利醫生王道因積勞成疾，在抗戰勝利前夕犧牲在重慶……像白求恩一樣，一些外國醫生把生命永遠留在了這片為之奮斗的土地上。

作為特殊“黨費”，他們把募集到的醫療器材和藥品送給八路軍

來中國前，這些醫生們本計劃直奔中國西北，參加八路軍領導的抗日戰爭。

1939年抵達貴陽后，白樂夫和嚴斐德曾去重慶找周恩來，希望能去西北參加抗戰。當時，所有的進步人士，尤其是青年，都把目光投向延安。在國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周恩來對兩位醫生說，隻要是在中國，在哪裡都是一樣幫助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

當年年底，白求恩因手術感染而犧牲，捷克醫生紀瑞德接到緊急任命去接替白求恩的工作。“他在白雪覆蓋的太行山上走了60公裡，兩次穿越黃河，但最終仍因遇到阻撓未能抵達解放區。”鄒寧遠說。

雖然一時無法前往西北，這些共產黨員卻始終關心解放區的情況。波蘭醫生傅拉都是來華外國醫生的負責人之一，他中文講得好，經常與八路軍貴陽交通站聯系，作為特殊“黨費”，把他們募集到的醫療器材和藥品送給八路軍。

到中國7年后，白樂夫終於如願去了解放區。1946年，膠東行政公署負責人收到周恩來和董必武發來的消息，說有位外國醫生要來，是自己同志。這位外國醫生就是白樂夫。

抗戰勝利后，一些外國醫生陸續回國，白樂夫、嚴斐德、柯讓道等人則受聘於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留在中國繼續“當醫生”。1946年夏天，白樂夫作為救濟總署華北分署衛生組組長，乘坐一艘裝載糧食和醫療器材的自由輪，從上海來到山東煙台。在膠東期間，他參與扑滅黑熱病，還在當地建起一所小醫院，培訓了許多醫務人員。

曾在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工作過的楊錫壽與幾位外國援華醫生有過接觸。新中國成立后，他先后參與籌備建立了貴陽市門診部、貴陽第一人民醫院、第四人民醫院。“我父親受外國醫生影響很深，他主持醫院工作時，要求病例按正規格式寫，藥品名稱另加英文，明確醫生和護士的責任，休息時間還要舉辦學術討論會、讀書會，及時學習先進醫學知識。”楊錫壽的女兒楊永楦回憶。

據貴州省作家協會理事林吟等學者考証，在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除了“西班牙醫生”外，還有一些世界各國前來參與中國抗戰的外籍醫生，“數量有幾十位之多”。孟威廉是其中在中國工作時間最久的醫務人員之一。新中國成立后，他選擇留在當時的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工作，參加新中國建設，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回到德國。

回到德國以后，孟威廉經常在各種場合談及中國。他每次作關於中國的報告，都分為兩部分：新中國成立前和新中國成立后。不只是他，外國醫生們回到各自祖國后，自覺擔負著“講述中國故事”的義務。當時，世界對中國、中國共產黨並不了解，甚至存在誤解。許多醫生發表文章或書籍，向世界介紹真正的中國，富華德的《起來！》、嚴斐德的《中國勝利了》、白樂夫的《我在中國當醫生》等相繼推出，並被翻譯成多語種出版。

嚴斐德的名字，如今被刻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墓碑上。1953年，他和妻子遷居北京，成為原德國統一社會黨機關報《新德意志報》和奧地利共產黨機關報《人民之聲報》駐遠東記者。兩年后，他隨中國代表團和一些中外記者乘飛機參加萬隆會議，墜機犧牲。

“中國使我認識到我們走過的歷史和前進的方向。”在《中國勝利了》一書中，嚴斐德寫下自己的觀察，“走了一條艱苦漫長的道路，經歷了無數這類小事，最終才有權宣稱，自己也是中國人民整體中的一分子了”。

“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和人民的友誼不是抽象的，而是強有力的振奮力量”

70多年后，貴陽城外。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舊址如今是一座郁郁蔥蔥的森林公園。一路車行，再不用像白樂夫當年一樣，“總有一隻眼睛看著天空”，以躲避日本軍機的轟炸。周圍高高低低的山，也已被茂密的植被覆蓋。

1985年，這裡建起了折頁形的國際援華醫療隊紀念碑。碑體坐西朝東，其上寥寥數筆，寫就當年驚心動魄的歷史。不遠處，就是高田宜的墓碑。

2013年，這裡又建起了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圖雲關舊址紀念碑。“包括援華醫生在內，當時圖雲關有3000多人在堅守。這段救護歷史太宏大了，是全世界人民追求和平、相互合作與互助的典范。不該就此淹沒，理應讓更多人知曉。”為了讓“更多人知曉”，楊永楦開始奔走呼吁、籌集資金，在圖雲關修建抗戰救護紀念碑。2011年底，貴陽市財政撥款147萬元，作為紀念碑建設專款。

2015年，在國際援華醫療隊紀念碑下，舉行了一場盛大的紀念活動。德國醫生孟樂克的兒子羅伯特一一念出紀念碑上父輩們的名字，由衷感慨：“看到中國人民將他們的名字刻在紀念碑上，作為后輩，我們非常自豪。我們感謝中國人民，感謝他們未曾遺忘父輩們的作為。”

這段歷史，從來未曾被遺忘。

1984年，時任中國駐德國使館駐柏林辦事處主任劉祺寶驅車數小時第一次去拜訪白樂夫。此后，兩人的友誼持續十余年。在互聯網還不發達的年月，劉祺寶成為白醫生獲取中國信息的主要渠道。“他始終關心中國，經常給我打電話，問最新的《北京周報》和《中國建設》德文版到了沒有，想借來看。”

鄒寧遠、倪慧如夫妻開始追尋參加西班牙內戰國際縱隊的中國人，以及參加中國抗戰的外國醫生的足跡。在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他們第一次走進甘揚道家中，聽他用濃濃的湖南腔講述在中國參加抗戰的經歷。他說，“如果歷史重演，我還是會做同樣的選擇。”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至善嘗試將“西班牙醫生”的作品譯成中文，因為“這一曲國際主義的高歌，唱到今天也有它的現實意義”。他的姐姐張蓀芬是甘揚道的太太，兩人在圖雲關紅十字會工作中相識相愛。抗戰勝利后回到保加利亞，張蓀芬一直在索非亞大學執教中文，親自編纂了第一本保中、中保字典。在甘揚道夫婦的支持下，張至善翻譯了富華德的《起來！》和嚴斐德的《中國勝利了》，將其並作一本《起來！中國勝利了》，於1994年付梓出版。

羅伯特開始收集父輩們在中國參與抗戰的故事。2018年，《1937—1945，國際醫療隊在中國》一書英文版出版。“父輩的作為，即使在當下來看也有現實意義。”羅伯特說，當年世界人民共同抗擊日本軍國主義和德國法西斯，展現出了崇高的國際主義精神，“當下，我們仍應促進國際合作以克服可能遇到的種種挑戰”。

106歲的抗戰老兵宋鴻基，當年曾親身參與圖雲關救護工作。在他記憶中，這些不遠萬裡來到中國，救死扶傷、支援中國正義事業的外國醫生，“是真正的白求恩式的醫生”。

愛潑斯坦是最了解這批國際友人的見証人之一。他與醫生們的友誼始於1939年，其后經年不斷。他能說出每個醫生當年的相貌、特征，也了解每個人離開中國后的情況和歸宿。他為他們寫下文字：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和人民的友誼不是抽象的，而是強有力的振奮力量。

…………

再有幾個月，新修建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紀念館就要完工了。紀念館依山而建，玻璃幕牆上映著圖雲關的雲和樹。這裡，將承載著援華醫生與中國人民一起抗擊法西斯的歷史記憶，銘刻下他們的奉獻和犧牲，也鄭重表達著中國人民對他們的感謝和紀念，這一切都不會因歲月而流逝。

《 人民日報 》（ 2020年09月21日 第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