鑲金獸首瑪瑙杯：含華炳麗暗瓊觴

鑲金獸首瑪瑙杯。

游客正在參觀鑲金獸首瑪瑙杯。

從不同角度展示的鑲金獸首瑪瑙杯。

它的身份，是唐玄宗時期邠王李守禮的私人收藏，還是唐德宗時期租庸調使劉震管理的皇家庫藏？人們莫衷一是。但它作為一件材質珍稀、工藝精湛、姿態華貴的藝術珍品，可稱得上是唐代繁榮強盛的時代印記。

它的誕生，是在遙遠的波斯，還是從西域“進口”罕見的纏絲瑪瑙后，由長安城的工匠精雕細琢而成的仿粟特制品？人們莫衷一是。但西域的優質瑪瑙進入中原的宮廷府庫，恰恰說明了唐代絲綢之路的暢通活躍。

它的外觀，頗與先秦時期中原地區已有的角杯相似，但牛頭與羚羊角的拼接、獸首與杯身的圓融，卻同古希臘的“來通”遙相呼應，鮮明地反映出其設計、造型源自域外，是唐代包容、開放的文化風氣的生動體現。

它就是陝西歷史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 ——鑲金獸首瑪瑙杯。作為目前所見唐代玉器中最瑰麗、獨特的一件，鑲金獸首瑪瑙杯代表了唐代玉雕藝術的最高水准，其價值堪稱獨一無二。

鑲金獸首瑪瑙杯

年齡：1200余歲

職稱：國寶級

出生時間：唐代

籍貫：西安市南郊何家村

戶籍登記時間：1970年

現住址：陝西歷史博物館

1970年10月5日，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的一處建筑工地，工人們在挖地基時意外發現兩個裝滿金杯銀碗的陶瓮和提梁罐。稍加清理盤點，考古人員發現有些文物明顯是成套成對的，卻不見了“另一半”。可眼前的文物既然保存完好、擺放整齊，那麼這些文物的“另一半”很有可能也得到了較好的保存。繼續發掘6天后，考古人員果然在距離陶瓮1米遠的地方發現了第二瓮文物。

經過清點，這批后來被譽為“大唐遺寶”“何家村遺寶”的文物，包括1000多件（組）金銀器、玉器、貴重藥材、中外錢幣等。它們不僅數量大、品類多、品級高，展現了精美絕倫的制作工藝和藝術水准，而且帶有濃重的時代特征和異域文化因素，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所激蕩出的多元融合的藝術風格，是20世紀唐代考古史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

專家學者們依據出土地點、文獻記載等，推測出這些皇家器物可能為章懷太子次子邠王李守禮、租庸調使劉震等人所保有或掌管。然而，這些研究卻不約而同地將其埋藏時間指向了安史之亂、涇原兵變等幾個戰亂時期。金玉無聲，卻見証了奢華典雅的盛唐景象，也經歷了烽火狼煙的時代風雲。

1 杯與獸的奇妙融合

鑲金獸首瑪瑙杯，是“大唐遺寶”中最具代表性的珍寶之一。無論是在1996年國家文物局對陝西歷史博物館館藏文物所評定的18件（組）國寶級文物中，還是在2002年出台的《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上，鑲金獸首瑪瑙杯都赫然在列。

為何它受到如此贊譽和殊榮呢？6月16日，記者來到陝西歷史博物館第四展廳“大唐遺寶—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一探究竟。

鑲金獸首瑪瑙杯通高6.5厘米、長15.6厘米、口徑5.6厘米，遠遠望去猶如一支獸角，寬大的杯身與栩栩如生的獸首渾然一體，連接成彎角狀，使其不像常見的飲酒器一樣平放，而是“橫臥”在特制的凹槽中。

這樣獨樹一幟的造型是怎麼來的呢？據了解，這與工匠制造此杯時所採用的俏色工藝有關。所謂俏色，就是巧妙地利用玉石原料的自然紋理與形態，“取勢造型，依型布局”“依色取巧，隨形變化”，使得玉石制品在不借助或較少借助額外裝飾的情況下，仍可呈現美輪美奐的造型。

由於瑪瑙杯的玉石原料是罕見的以醬紅色為主調，中間夾雜橙黃、乳白等色帶狀紋理的纏絲瑪瑙，工匠在設計鑲金獸首瑪瑙杯的造型時，便充分考慮了纏絲瑪瑙紋理細膩、層次分明、光鮮潤澤的特質，將其制成一件精美的俏色玉雕——既是目前所發現的唯一一件唐代俏色玉雕，也是目前所見做工最為精湛的唐代玉器。

走近鑲金獸首瑪瑙杯，可以看到，這是一件材質珍稀、工藝精湛、姿態華貴的藝術珍品。紋理較寬、豎直的一端被雕琢成杯口，杯口下自然地勾勒出兩道光滑流暢的圓凸弦紋，紋理較窄的一端則被雕琢成臥伏狀的獸首。獸首似牛頭，高高豎起碩大的雙耳，圓睜雙眼，鼓起雙鼻，緊閉雙唇，唇上的毛孔和髭須也被刻畫得細致入微，流露出安詳典雅的神態。然而，牛頭之上卻是兩隻粗壯的羚羊角，呈螺旋狀向后彎曲，恰到好處地與杯口下沿相連，形成兩隻杯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獸首的口鼻被設計成一個可拆卸的籠嘴形金帽，鑲嵌在杯體的流嘴上，既兼顧了飲酒器的實用性，又為色澤相對暗淡的一端增添了燦燦金光，金玉材質交相輝映，使獸首造型更趨完美。

依據鑲金獸首瑪瑙杯的材質、造型，專家學者們判斷，這可能是一件來自西域的禮物，也有可能出自居住在長安城的粟特工匠之手，當然也不排除這是唐代工匠學習外來工藝后的杰作的可能。可以想見，在唐王朝繁榮富強的年代，中亞、西亞的使團、商人、工匠等攜著珍寶，跨越萬裡之遙，來到宏偉壯麗的長安城進行朝貢、貿易等活動，書寫了絲綢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華美篇章。

2 神秘的“西域來客”

唐代的瑪瑙器，在文獻記載中有不少，但實物出土的不多，鑲金獸首瑪瑙杯更是海內孤品。為何專家學者們卻一致判斷，這是一件外來器物？

從輪廓上看，鑲金獸首瑪瑙杯呈弧線形，頗似獸角，所以也被歸類為“角杯”的一種。考古專家孫機曾指出，我國遠在新石器時代就已有陶制角杯，也有相應的出土實物，而且在戰國、西漢時期的青銅器刻紋、壁畫中也出現過持角杯的人物形象，但這些角杯的底端既無泄水孔，也無獸首，與鑲金獸首瑪瑙杯不屬同一器類。也就是說，鑲金獸首瑪瑙杯沒有體現出中國傳統器物的歷史傳承。

從器物風格上看，這種上端杯身、下端獸首造型的角杯，在古代中亞、西亞地區尤其是波斯地區比較常見。這類角杯起源於古希臘，被稱為“來通”。在古希臘人的觀念中，“來通”是一種聖物，用它注酒可防止中毒，一般用於祭祀等場合，由於使用時動作幅度比較大，將酒一飲而盡，可營造出強烈的儀式氛圍。后來，隨著波斯文明的東向發展，“來通”得以向東方傳播，其功能逐漸演變為一種飲宴酒器，並逐漸世俗化和大眾化。孫機在《中國聖火》一書中，對“來通”的傳播路徑和造型演變作梳理后，判斷鑲金獸首瑪瑙杯屬於8世紀前期的仿粟特式“來通”——唐代工匠大約也想模仿西方的時尚採用羚羊首之形，但由於對羚羊不熟悉，最終將瑪瑙杯的獸首制成了牛頭和羚羊角的拼接風格。

從材質來源看，中國本地所產瑪瑙以白、黃色澤居多，且多用於制作小件飾品或串飾，而像紅色纏絲瑪瑙這樣的優質品類則來自西域。《舊唐書》《冊府元龜》中就有關於唐高宗、唐玄宗時期吐火羅、波斯、康國等西域國家遣使進獻瑪瑙的記載，而初唐皇室貴族中又普遍存在重豪華、喜珍寶的風氣，對於胡服、胡食、胡物、胡樂等新鮮事物有著濃烈的興趣。據此，有專家認為，何家村所出土的鑲金獸首瑪瑙杯等象征身份地位和財富權力的珍貴器物，可能是來自波斯一帶的貢品，反映了唐代“絕域入貢，萬邦來朝”的盛況。

雖然“仿制說”“入貢說”都未能充分揭示鑲金獸首瑪瑙杯的產地，但無論其是原產波斯，還是由西域“進口”玉石后在長安城完成加工，都可從側面反映出粟特人引以為豪的西域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通過絲綢之路傳入長安城，為唐代的奢華文明注入了新鮮血液，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生動案例。

3 瑪瑙與“來通”的短暫邂逅

我國自原始社會就已開始使用瑪瑙。在漢代以前，人們往往將其稱為“瓊玉”“赤玉”。佛教傳入后，人們才開始使用瑪瑙一詞，有時也稱之為“馬腦”“馬勒”。據《拾遺記》記載，在古人的觀念中，瑪瑙是由惡鬼之血所凝結而成，具有避邪呈祥的效果，可用來制作保存甘露的器皿。由於甘露是祥瑞的象征，瑪瑙及其制品也就相應地更受人們青睞。

古人對瑪瑙的材質大有講究。瑪瑙以紅色為佳，但又不能全紅，隻有紅與黃、白、青等色紋理交錯的，才是上好的材料。因此，在他們看來，優質瑪瑙來源於西方。大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的瑪瑙及其制品開始流入中原地區，受到當時上層社會的歡迎。《北齊書》記載：“魏氏奇寶……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器也。”《洛陽伽藍記》記載北魏河間王元琛在舉行宴會時特意擺出許多來自西域的珍玩進行炫耀，“常會宗室，陳諸寶器……有水晶缽、瑪瑙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做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隋書》也有隋煬帝派遣使者西行“至罽賓，得瑪瑙杯”的史事。這些瑪瑙杯、碗等由於從西域而來，被稱為“西域鬼器”，不僅稀有，而且帶有強烈的異域色彩，備受皇室貴族青睞。

到了唐代，西域的瑪瑙器繼續以貢品、戰利品等形式流入中原地區，成為豪華宴飲中人們競相炫耀、詠賦的對象。唐代詩人錢起就曾寫道：“良工雕飾明且鮮，得成珍器入芳筵。含華炳麗金尊側，翠斝瓊觴忽無色。”詩中描繪瑪瑙雕飾成的飲酒器，使得奢華宴席上其他各類飲酒器都黯然失色，足見瑪瑙器的珍貴。

若將天水、西安、安陽、太原等地的唐代墓葬壁畫中的飲酒圖，與波斯帝國的貴族飲宴圖作對比，可以發現，唐人在使用“來通”角杯時，採用了特別的飲酒姿勢——躺臥式。由於“來通”角杯整體上呈獸角狀，重心有所前移，為避免飲酒時出現洒漏，往往需要調整身體姿態以保持一定平衡，而保持角杯平衡的最佳姿勢就是躺臥。

以善於經商聞名的粟特人將波斯躺臥式飲宴之風傳入中國，帶來了新的流行時尚。但從出土的墓葬壁畫來看，躺臥飲宴的主角仍是在華粟特人。畢竟，“來通”角杯與中國傳統飲酒器差異巨大，波斯的飲酒方式、習慣不能成為唐代的主流。而且，按照《唐律疏議》的規定，“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純金、純玉”，瑪瑙制品也只是唐代貴族中流行的奢侈品。因此，可以猜測，鑲金獸首瑪瑙杯也許偶爾會被用來體驗波斯飲酒時尚，但平時大概率是作為皇室貴族的觀賞之物。

以鑲金獸首瑪瑙杯為代表的“來通”角杯，在中國沒有廣泛流行開來。盡管唐人很快就對“來通”角杯進行了流嘴朝上、取消泄水孔等本土化改造，也沒有改變其觀賞價值大於實用價值的處境。中唐以后，“來通”角杯開始淡出中國人的視野，這種西方流行酒器在中國的傳播止步於此，此后其形象也是多與胡人聯系在一起，成為一種歷史記憶。

記者手記

中西文化交融的光彩

陳志濤

在唐朝與周邊國家和地區交往的過程中，許多奇珍異寶通過貿易、朝貢、戰爭等方式流入中原，出現在王公貴族的社會生活中，成為財富和權力的象征。而這些奢華的器物本身就是各地風俗、藝術、物產、制作工藝等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集大成者，當它們受到上層社會的追捧時，會對當時社會各階層的審美旨趣帶來沖擊，無疑也就為唐朝的手工藝術品制造帶來了西域文明的新風。

鑲金獸首瑪瑙杯之所以出現在長安城，與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密不可分。作為單個器物來說，它的誕生、流轉的傳奇經歷也許已經難以考証，無論是從西域“原裝進口”的也好，還是“進口”后加工制成的也罷，都有著相應的史料或實物支撐。但這種解釋的不確定性，恰恰是唐朝包容多元的社會文化的體現。因為，在唐朝包容多元的社會背景下，域外的奇珍異寶通過多種渠道進入長安城，同時還有大量的使團、商人、工匠等不同群體在長安城扎根各行各業，融入城市生活之中，中西方文化從上到下都發生著迅猛而深刻的碰撞融合。那麼，鑲金獸首瑪瑙杯的存在，無論是作為西域國家進獻給皇室的禮物，還是由當時的工匠借鑒創造，都有著充分的社會基礎和相當的合理性。

初看此杯時，覺得它是藝術精美的海內孤品，仿佛橫空出世一般。當神秘感一點點褪去，“來通”角杯這一器物類型在亞歐大陸上的傳播、演變路徑就逐漸變得清晰起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線索也相應地浮現在世人面前，一條玉石之路、貿易之路、文明交流之路綿延在地中海沿岸至長安城的廣袤大地上。

應當說，如果沒有絲綢之路的暢通活躍，“來通”角杯可能就不能從希臘半島一直傳入中國，也許就不會有鑲金獸首瑪瑙杯這一器物的誕生﹔如果沒有唐朝包容多元的社會文化，鑲金獸首瑪瑙杯也可能不會得到上層社會的認可，更難以進入皇家庫藏之中。

往事越千年。透過瑰麗奇特的鑲金獸首瑪瑙杯，我們仍可以感受到穿越千年的盛唐風華和文明之光，品味那獨特的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