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進沙退”看榆林

　　從空中俯瞰，毛烏素沙地橫亙陝蒙，穿越長城。

　　毛烏素本不是沙地。史料記載，唐代以前這裡曾是茫茫草原，綠樹成蔭，水草豐美。由於濫墾濫牧濫伐，生態惡化，榆林成了“廣長幾千裡，皆流沙”，從草原演變成了沙地。

　　如今，行走在毛烏素，林木蔥蘢，綠色是主色調，仿佛置身於森林中。難以想象，70年前這裡曾黃風肆虐，沙丘綿延。

　　在與沙漠抗爭的70年中，毛烏素人用勤勞和智慧固沙換綠。這片擁有1200年“沙齡”的毛烏素沙地究竟是如何變綠的？記者進行了探訪。

　　與沙抗爭——

　　從“沙進人退”到“綠進沙退”

　　上世紀60年代，榆林沙區群眾生活艱難，“三番五種九不收”，陝西省治沙研究所所長石長春對當時的情形印象深刻。

　　“塞上明珠”榆林城，被漫及城頭的黃沙包圍成一座“孤島”。荒山禿嶺，郊外是寸草不生的流沙。沙漠吞噬農田，沙漠威脅生命，沙漠成了榆林生存發展最險惡的對手。

　　逆轉“生命禁區”，是榆林幾代人的綠色夢想。

　　“治理沙漠得先認識沙漠、解讀沙漠。治沙是個系統性工作，種什麼樹、怎麼種，都是在無數次的失敗后總結出的經驗。”石長春感慨。

　　老百姓“見沙怕”“見沙愁”，這難題該怎麼破解？

　　我們見到了席永翠，她是榆林治沙的見証者和參與者。

　　女子民兵治沙連是當地一張響當當的名片，這裡發生過的感人故事，榆林人耳熟能詳。

　　席永翠在沙漠裡扎下了根，從班長、排長做到指導員，她與風沙打了多年的“游擊戰”。

　　“在望不到盡頭的荒沙裡挖馬槽井、背樹苗、蓋柳笆庵子。”席永翠回憶說，姑娘們靠著一把鐵锨兩隻手，開始了與沙漠的搏斗。

　　“三十裡黃沙滿天吹，七十裡路程到連隊，半個月種樹十五回，連隊四年咱不后悔。”這調調她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從開始治沙時的4425畝沙地，到現在的14425畝林地，“席永翠們”用青春和汗水改變了家鄉的面貌。

　　治沙的接力棒代代相傳，從2012年起，席永翠的侄孫女席彩娥成為第14任女子治沙連連長。

　　如今的女子治沙連基地，已成為集國防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於一體的示范基地，每年有超過10萬人來這裡參觀學習。傳承前輩的治沙精神，是席彩娥作為新一代“治沙人”的重要使命。

　　“與姑奶奶那時候治沙相比，現在其實一點也不苦。我要做的就是繼續保護好我們的治沙成果，同時把治沙的故事講給更多的人聽。”

　　70年來，無數的治沙人植綠沙漠，堅持山水林田湖草綜合治理。如今，毛烏素沙地治理初見成效：沙區860萬畝流沙全部得到固定、半固定，實現了區域性的荒漠化逆轉﹔年揚塵100多天減少到10天以下，以前每年30幾次的沙塵暴不再發生﹔可利用草地面積1833萬畝，紅棗經濟林170萬畝，構建了帶片網、喬灌草相結合的區域性防護林體系。

　　這些數據，就是一部榆林70年的治沙史。

　　2019年11月，榆林市被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授予“國家森林城市”的稱號，榆林實現了從“沙進人退”到“綠進沙退”的完美蛻變。

　　科學實踐——

　　從“防沙治沙”到“科學用沙”

　　張應龍站在林地的瞭望台上，環顧四周，林木正綠。18年來，這片地處毛烏素腹地的沙地在他的堅守下，不斷發生著改變。

　　返鄉伊始，這個皮膚黝黑的朴實漢子腦中就緊繃著一根弦：治沙造林光憑蠻干不行，得依靠科學技術。

　　張應龍腦子活絡，曾在外企工作的經歷讓他有著與傳統做法截然不同的治沙邏輯——“個人的力量很有限，還得發動全社會參與進來”。

　　2004年，張應龍發起成立了“神木縣生態保護建設協會”，希望通過協會公益性的號召，動員更廣泛的社會力量參與。以協會為紐帶，他爭取到各類投資和捐助，並發展了1000多名協會會員參與到造林事業中。

　　中國科學院院士邵明安是毛烏素生態試驗站的首席專家，在他的影響下，張應龍從一個門外漢逐漸變成了科學治沙的專家。

　　“治沙的核心就是保水。管得住沙、保得住水，樹木成活率就高。”

　　張應龍先后與中科院地理所、中國林科院、中國農科院以及國外的科研機構展開合作，圍繞毛烏素沙地綜合治理等課題，在他所承包的荒沙區進行開發研究。

　　張應龍種樹有妙招，“不澆水”也能活。他的妙招來源於土壤專家邵明安的科學研究。“我的研究領域是土壤科學，張應龍把我的科學研究應用並實踐。”

　　扎根黃土高原，邵明安通過多年研究，發現了毛烏素沙地的“生態密碼”。“其實核心就是通過保持植被生長和土壤供水能力的平衡，保水減少蒸發量”。正是這一項技術，為張應龍造林解決了關鍵一環。

　　“我倆的關系亦師亦友。我跟著邵老師學了15年，是他的大弟子！”張應龍說，“我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能體會科學在改變生態過程中的樂趣。”

　　“科學研究+實踐”所碰撞出的火花，給毛烏素沙地鋪上了綠色。通過多年的努力，張應龍承包的42.8萬畝荒沙變成了森林、牧場和良田。

　　如今，毛烏素4.2萬平方公裡的沙地雖然已經被控制和改善，但還有亟待提高的地方，石長春對這裡的治沙現狀始終保有清醒的認識。“目前，沙區生態環境建設水平仍處在初級階段，人工植被群落結構急需人為調整干預，生態系統穩定性還有待提升。”咬住治沙的這股勁兒，不能鬆。

　　和諧共生——

　　從“陝北窮山溝”到“風景似江南”

　　綠進沙退生態好，榆林米脂縣高西溝村最有代表性。“山上光禿禿，溝裡亂石頭。年年遭災荒，十年九歉收。”曾經的高西溝貧窮落后，自然環境惡劣。

　　我們見到了高錦仁。他是當年治山、治溝的“闖將”。

　　“‘水冷浸骨寒，清淤不畏難’，40座山、21道溝，建成高產農田777畝、淤地壩121座、蓄水池7個、水庫兩座……”這些數字，老高爛熟於心。

　　高西溝的生態治理是黃土高原上的生態樣本，“如果黃土高原都像我們村，那黃河的水就變清了，大家的錢袋子也就鼓了”。高錦仁說。

　　作為水土保持生態建設的先行者，高西溝村村民通過苦干實干，將一個生態環境脆弱、植被稀疏、水土流失嚴重的窮困山村，變成了今日“高山鬆柏連成片，陡坡牧草綠油油，水庫清澈映青山，平展壩地喜豐收”的“塞上江南”。

　　“水不下山，泥不出溝”。行駛在高西溝村的旅游山路上，目光所及之處綠樹成蔭，果樹成林。高西溝村黨支部書記姜良彪說，現在的任務不僅是要生態，還得向生態要富裕，要讓村民們的日子越過越紅火。“繼續擦亮生態這張金字招牌，發展鄉村旅游，發展農村電商，我們村的土特產就不愁賣了，去年僅蘋果收入就超過100萬元哩！”

　　黃河岸邊，佳縣王寧山村棗樹正綠。

　　生態改善了，雨量增加了，對於佳縣的紅棗卻不利。

　　“紅棗成熟期經常遭受秋雨，致使紅棗裂果、減產，大量棗子爛在地裡，看著可惜啊！”面對生態治理中出現的新情況，王寧山村駐村第一書記杜軍鋒打破傳統觀念，創新紅棗產業鏈條——紅棗釀酒。

　　在村支書張寶寶家裡，紅棗酒甘洌飄香，妻子正在釀酒作坊裡忙活。“20斤紅棗可以釀10斤原漿酒，1斤原漿酒能賣到50元。就憑這個，去年我家的收入超過了20萬元！”張寶寶掰著手指頭給記者算了一筆賬。

　　王寧山的紅棗種植業又“紅”了起來。

　　目前，村裡像張寶寶這樣的紅棗原漿酒加工作坊已經超過100戶，年生產能力450噸左右。棗農的素質也得到很大提升，從以前隻知道種棗樹變成了既懂技術，又會經營。

　　從毛烏素腹地到黃河岸邊，治沙帶來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正在凸顯。

　　轉型發展——

　　從“資源型城市”到“塞上森林城”

　　榆林煤炭、天然氣資源富集，是國家能源重化工基地，也是治沙的重點區域，生態脆弱和資源富集這對矛盾突出，如何破解？

　　資源型城市要實現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陣痛是難免的。離開經濟發展抓生態保護是“緣木求魚”，難以持續﹔脫離生態保護搞經濟發展是“竭澤而漁”，貽害無窮。

　　榆林人的認識很清醒：雖然現在生態環境有了顯著改善，但“顯著”是相對自身的過去說的，“改善”是針對本身的薄弱而言。局部改善、整體脆弱仍是基本現狀，必須加快補上歷史欠賬。

　　促進這座“塞上森林城”提質增效需要全民參與。李和平是神樹畔煤礦總經理助理，他認領了2200畝造林綠化任務，總投資約2300萬元。這種由企業認領造林綠化工程項目的生態補償模式正在榆林探索實施。

　　“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是新時代榆林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著力構建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相互協調的體制機制，堅決摒棄損害甚至破壞生態環境的發展模式和做法，久久為功建設黃土高原生態文明示范區，在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同時，不斷提升經濟發展的‘綠色化’水平，給我們的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淨的美好家園。”榆林市委書記戴征社這樣表示。

　　如今，榆林沙地森林公園成為當地人假日郊游、觀光的好去處。風吹湖面泛漣漪，拂動草木聲簌簌，好一派悠然風光。春賞花，夏摘果，秋觀葉，冬踏雪，成了榆林人新的生活內容。

　　若要全民參與生態治理，“榆林綠”就不僅要植根於土地、還得種進榆林人的心裡。這不，最近張應龍就在忙著建設治沙博物館。談及未來，他最看重生態文化教育與科普。“生態保護要成為一種文化才能改變人的習慣，而這離不開教育。要從娃娃抓起，讓他們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環境。”

　　正說著，張應龍又被一通緊急電話叫走。我們眼瞅著他開著自己那輛四個輪子沾滿泥的老吉普車，顛簸著奔向了林子深處。

　　圖片說明：

　　圖①：今天的高西溝早已舊貌換新顏，從高處遠眺，滿目盡翠。

　　本報記者 孫亞慧攝

　　圖②：席永翠（左五）、席彩娥（左四）與目前女子治沙連部分成員。

　　人民網記者 吳 超攝

　　圖③：5月，地處榆林神木錦界鎮圪丑溝的長柄扁桃經濟林結出幼果。

　　本報記者 孫亞慧攝

　　圖④：正向記者介紹經濟林情況的張應龍，被一隻飛來的虻虫吸引。

　　本報記者 孫亞慧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