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中國首位自主培養的聾人語言學博士鄭璇

中等身高，齊耳短發，紅色圍巾，鄭璇的普通話清晰流暢。若不是她耳朵上戴著助聽器，很難把她與“聾人”聯系在一起。

有人說，鄭璇是堪稱傳奇的聾人。她是中國首位自主培養的聾人語言學博士，曾擔任北京殘奧會火炬手，還曾獲得“全國最美教師”“全國自強模范”等榮譽……

但鄭璇說，自己沒有那麼傳奇，也沒有誰生來就是堅強者和勵志者，但每個人都會有很多經歷。她希望通過講述自己的經歷，幫助更多聾人建立自信，更好地適應和融入社會。

以下是鄭璇的自述。

自我和解：“我是一個聾人”

1981年，我出生在湖北武漢。兩歲半時，一次生病發燒后的醫療事故，使我患上感音神經性耳聾，墜入無聲世界。

變故突如其來，父母四處求醫嘗試了許多辦法，病情也未見好轉。幸運的是，當時我已經有一些口語基礎，康復難度比先天失聰的孩子小得多。

我爸媽的文化水平不算太高，也不懂教育學、心理學，但他們有個很簡單、淳朴的想法，就是希望我能跟其他孩子一樣說話、上學。

他們給我買了助聽器，從a、o、e開始每天教我說話、發音，從未間斷。我沒進過康復中心，父母是我最好的康復老師。記得當時為了方便我跟讀兒歌，爸媽還節衣縮食特別為我買了一個雙卡錄音機，這在上世紀80年代算是比較大的支出了。

到了上學的年齡，我被送到附近的一所普通學校讀書。一開始吃了閉門羹，直到第二年我的交流能力稍好些了，才終於通過面試走進校門。

剛進小學時，我誠惶誠恐。上課時不能完全聽清老師的話，隻好看別人做什麼就跟著做什麼。有一次老師教大家唱歌，我完全不明白是什麼歌，隻好模仿別人亂動嘴巴。回到家后我問爸爸，大家唱的“抱我”到底是什麼？他一聽就笑了，原來是國歌裡的“冒著敵人的炮火”。

為了跟上學習，我隻好加倍努力。上課時聽不清老師的聲音，就一刻不停地盯著老師的唇形，但是這樣也使得我無法兼顧，要“聽課”就無法記筆記，記筆記就無法“聽課”﹔連蒙帶猜上完課，課間休息時得趁別的同學出去玩的時候借來筆記補抄﹔放學回家，晚上父母還要幫我“開小灶”，預習、復習功課……

溝通障礙是聾人的軟肋。從小學開始，我就一直堅持自我康復訓練，用隨身聽把自己說話的聲音錄下來，反復聽辨，自我矯正，然后再錄音。那時還購買了普通話考級的培訓教材，訂閱演講雜志，口語也慢慢流暢起來。1998年，我考取武漢大學，念完本科和碩士后，又在機緣巧合之下考入復旦大學，將手語語言學作為研究方向，在手語語言學家龔群虎教授的指導下攻讀博士。

大學裡，我還開始學習舞蹈，加入了湖北省殘疾人藝術團。我一有空就去參加排練，還參加過《千手觀音》的演出。那時，邰麗華老師已調到北京工作，但還經常回來指導，我們的《千手觀音》就是她教的。排練的時候演員全是聾人，我們可以不要音樂，有個人在旁邊數拍子指揮就好，直到最后排練好才配上音樂。到復旦讀博以后，我成了學校研究生舞蹈隊的隊長，除了給大家編舞排練，還擔任著領舞的角色。在2009年的研究生畢業晚會上，我表演了3個舞蹈節目。

現在回想起來，舞蹈給了我表達自我的新路徑，也幫我真正接納了自己，找到屬於自己的身份認同。小時候的我說話不像現在這樣清晰，加上性格又內向膽怯，根本不敢在大家面前說話。在殘疾人藝術團裡，我才開始真正學會走入無聲世界，去和手語群體打交道。就在這個過程中，我終於和自己達成了和解，完全接納了自己的聾人身份，可以自然地說“我是一個聾人”了。

唇耕手耘：“我是特教老師”

讀博時，我主要是做手語的語言本體研究，但我並不滿足於此，非常希望能把研究成果應用到聾教育上面——我想做一名老師，而且要做高校老師。因為在特校是教一個一個的聾孩子，而在高校是一批一批地培養特教老師，他們將來又會去教更多的聾生，我想讓更多聾人得到改變。

2009年畢業時，我放棄了沿海地區的高薪工作機會，也沒有考慮其他東部高校，直接把簡歷投給了重慶師范大學。因為這所學校從2005年起招收聾人大學生，當時是西部地區唯一的聾人高等教育辦學點，但師資卻相對匱乏。許多人看我放棄留上海的機會覺得匪夷所思，但事實証明，這是一個非常適合我的工作。

第一次上講台的時候，我心裡很緊張，事先進行了詳細的備課。但面對聾生，我總擔心學生能不能看懂我的手語，所以在講台上常常問他們，你們明白我的意思麼？學生們總是笑著點頭。好在因為我是聾人老師，和學生們有天然的情感優勢，容易打成一片，學生們都比較喜歡聽我的課。憑著這份“感同身受”，我與學生之間的交流很順暢。

海倫·凱勒說：“盲隔離了人與物，聾隔離了人與人。”聾教育的中心問題在於溝通。聾孩子常常表現出的一些心理特征，如敏感、自卑、多疑、情緒化，這些都是因為溝通不暢。如果給他們良好的無障礙支持，這些就不是問題了。聾孩子很聰明，有時候不用說話，一個眼神，一個表情，一個動作，就心領神會。

作為一名聾人教師，自身的經歷讓我深深明白，一個特殊孩子的成長、成才是多麼艱難，既需要父母盡職盡責的投入，也需要良師益友的指點和教導。所以，我期望以自己的努力改變更多聾孩子的命運。我的先生和我在同一個學校、同一個系當老師，也會給聾大學生上課。

特殊教育對我來說是職業，也是事業，給了我很大的充實感和成就感。學生們自己投票選出來的“全校最受畢業生歡迎教師”，我有幸連續4年當選。

2016年，我有幸作為中國第一個公派聾人教師，到美國聾校孔子課堂任教。這段經歷讓我看到了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特教方面的差距，並萌發了強烈的趕超意願。

孜孜以求：架起“聾”“聽”橋梁

工作十年，我最慶幸的是回顧過往，覺得當初所做的決定依然是基於自己的初心，希望能夠架起“聾”“聽”間的橋梁，通過自己的工作幫到更多的聾人。全國有2000多萬聾人朋友，這個群體的數目不小，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現在我除了做教學科研，也在殘聯系統做一些工作，擔任重慶市聾人協會主席、重慶市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理事。真正開始直接為聾人朋友服務后，我愈發切身體會到聾人乃至整個殘疾人群體的處境還面臨不少困難，需要社會的幫助。其中最迫切的，就是改變傳統的殘障觀。

殘障觀是提升殘障人士社會歸屬感、價值感的關鍵一環。傳統的殘障觀是呼吁人們獻愛心，同情關懷殘疾人群體。而新時代的殘障觀應是去除人們心中對“殘障”的定義標簽，構建一個無障礙的社會環境，不過度關注殘障人士的短處，讓殘障人士發揮最大的潛能。唯其如此，才能幫助更多的聾人建立自信，更好地適應和融入社會。

我有句話經常挂在嘴邊：“除了聽，聾人們什麼都能做。”這是美國加勞德特大學首位聾人校長金·喬丹的名言，也是對新時代殘障觀的詮釋。換句話來說，殘疾不是缺陷，它是人類生命多樣化的特點。

一個現代的、文明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對弱勢群體充滿寬容的社會。聾人和聽人的融合，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不僅需要聾人自身的努力，也需要全社會的接納。我不希望聾人敬佩我僅僅因為我是博士，博士敬佩我僅僅因為我是聾人。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學術成果和社會服務工作來說話，推動中國手語翻譯和聾教育事業。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語言溝通問題，不再是困擾聾人的迷局。無論是使用口語還是手語的聾人，都可以享受良好的無障礙環境，都可以獲得最大化發展，那是我們孜孜以求的目標。

■記者手記　讓美好發生的人

採訪鄭璇時，我一直在試圖勾勒一個問題的答案：這位38歲的聾人女教授，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她是個大忙人。聯系採訪時，不巧她正在浙江參加一個聾校國家課程的教學研討會。過兩天再看她的朋友圈，又去了四川擔任手語朗誦大賽的特邀評委。直到她風塵仆仆地回到重慶，我們的採訪才終於安排上。

見面時，她又說下午和晚上都排滿了課，這次出差回來有30多節課要補。上課間隙，記者和她一起在食堂吃晚飯，她的筷子幾次舉起又放下，一會兒回復全國各地想報考特教專業的學生咨詢，一會兒審核重慶聾協的微信公眾號推文……學生們提起鄭老師，也說她太忙太累。上課、做課題、編教材、全國各地做交流研討……佔用了太多時間，她幾乎無暇照顧自己的孩子。“有時見不到她，鄭老師就在微信上指導我們，對學生的事是有求必應。”

她也是細心的。去日本出差，回來時給每位學生都帶了禮物。女生收到的禮物是眉筆，男生的則是潤唇膏。2019級研究生趙莉是聾學生，有一次校外專家來講課，她聽不太清，鄭老師看她表情茫然，就主動做起了手語翻譯。

採訪時，說到記者因為跑突發新聞需要常備雨傘、手電筒等應急物品，她變戲法似的從包裡拿出一把隻有口服液瓶子大小的迷你雨傘：“這種雨傘特別輕便，推薦給你！”難怪同學們戲稱她的包是“百寶箱”，裡面什麼都有。

她又是極認真的。在記者旁聽的一節手語課上，鄭璇布置的作業是用手語拍一段小視頻，把數字1到10的手勢都用進去，然后分組輪流上台展示。有一組學生設計的劇情是：“我失聰后聽不見別人說話很傷心，后來戴上了助聽器，就開心地笑了。”

鄭璇笑著給孩子們點贊，表揚作業完成得不錯。隨后她又收起笑容，問學生：“是不是用上助聽器，這個故事就結束了呢？”她用手語向孩子們解釋說，助聽器只是讓聾人更好地接收外界信息，但更重要的是還要幫助聾人提升語言能力，融入社會。

課后提到這個細節時，鄭璇又補充說，聾人的語言能力的訓練和提升需要很長的時間，心理調適和身份認同的建立則是更為艱難和漫長的一個過程。

和鄭璇交流，她談得最多的不是自己，而是對聾教育的規劃，以及聾人事業還要做哪些工作。看得出來，她是把聾人事業當成了使命。相信因她的推動，越來越多的美好即將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