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工作之余，石峁考古队队员邸楠（右一）与同事一起在室内做陶片拼对工作。本报记者 周明摄

被台阶状石墙包裹、最顶部墙体饰以石雕的“皇城台”。 本报记者 周明摄

石峁古城外城东门遗址一角。本报记者 周明摄

2011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榆林神木发现并发掘一座4000年前的古城——石峁遗址。这座古城以超过4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一举刷新了中国史前城址的纪录。

10年间，多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工作人员扎根在石峁遗址所在的这片山头，在烈日风沙下，在刺骨寒风中，用脚步探寻着石峁遗址的寸寸土地，也将他们的青春献给了这座“石头城”。

对于石峁遗址考古队员们来说，过去的10年，石峁遗址从未辜负过他们的每一次探寻，一次次探寻不断带来惊喜。“10年往事，历历在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考古队队长孙周勇说：“在考古队的攻坚下，石峁遗址正缓缓褪去它神秘的面纱。不过，重现石峁辉煌，我辈任重道远。”

扎根于斯 奋斗于斯

石峁遗址出名已经很多年。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内考古界前辈刊发的文章，学界和更多人感受到了石峁遗址文物精美绝伦的震撼。而在更早时候，关于石峁遗址的存在，也有许多“蛛丝马迹”可寻。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一批来自榆林神木的玉器开始在古董商手中流转，最终流入欧洲和美国。

可惜的是，石峁遗址在出名的同时，也开始了多舛的命运。据石峁考古队副队长邵晶介绍，此前石峁遗址多处墓葬遭遇被盗，大量文物流失海外。从2011年开始，石峁遗址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复查正式开展。随后，孙周勇作为领队和考古队队长主持石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

邵晶还记得10年前考古队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情形。25岁的他刚从学校毕业不久，那时的石峁遗址，还只是黄土高原上梁峁间依稀可辨的一些断壁残垣。唯一可以容身的地方，是几处已经废弃多年的土窑洞。

“遥想初到石峁之日，洒扫庭院、接水拉电、安门配窗，离‘皇城台’不远处那座被废弃了20年的窑洞小院迎来了新主人——石峁考古队。”邵晶曾在回忆自己石峁遗址发掘生涯的文章中如是写道。

初到第二日，鲜艳的考古队队旗在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升起。风起时，队旗猎猎有声，仿佛在向石峁大地宣誓，石峁考古队将扎根于斯、成长于斯、奋斗于斯。

起初，因为山里手机信号差，每天早上考古队出工的时候，队员们便将自己的手机挂在树上搜寻信号，遇到下雨，村民们忙着跑回家收衣服，而他们则忙着跑回去收手机。

受客观条件限制，石峁考古队在旧窑洞里一住就是好几年。队员们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几公里外的镇上拉水。冬天零下20多摄氏度的低温，将三轮车发动机的外壳都冻裂了。

说起石峁遗址所在地生活环境的艰苦，给考古队队员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租住在老乡民房时经常能遇到蝎子。“大家开始没有意识到，很多人都被蝎子蜇肿了胳膊和腿，后来在窑洞里抓蝎子，已经成了我们考古队的‘副业’了。”孙周勇说。

发掘半年，随着发掘工作的有序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惊喜不期而至。

2012年10月，考古队对这里有了一个宏大的印象：一方面，内外瓮城、南北墩台、门塾、门道以及两翼的马面、角台等城防设施，虽历经4000年风雨，仍岿然矗立；另一方面，这里只是石峁城址的一座城门，还有更为壮阔的精彩等待考古队去发现。

那年冬天，滴水成冰，严寒异常，可东门那面飘扬的鲜红队旗，仍旧在大雪和凛冽的寒风中飘扬。“苦是苦，但跟石峁遗址不断给我们带来的惊喜相比，那些辛苦都不算什么。”邵晶说。

青春献给“石头城”

在石峁遗址，考古队日复一日，历经了无数次的日出日落，看到过无数次的满天星斗，也经历了冬季一场又一场从不缺席的雪，和从来不会迟到的春暖花开。

2020年之前，邵晶每年在石峁遗址发掘现场的工作时间都超过了300天。而这，也是其他考古队队员的日常。经年累月在考古一线，有些考古队队员甚至将家属带了过来。考古队队员赵向辉的孩子就是在这里长大，又在附近镇村上了学。

对于石峁考古队队员来说，常年的坚守源自他们内心对于考古的执着与热爱。曾在学校当过老师的邸楠，正是因为心中割舍不下对考古的热爱，再次选择人生方向，考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为石峁考古队的一员。

发掘工作是寂寞的，考古队队员每天的工作也大多是重复性的。白天，大家扛着仪器和工具沿着山峁走走停停，日落之后，又回到驻地，在灯下开始分批清理、归纳和整理挖掘到的陶片、骨器等。

不过，看似平淡的工作也时有小插曲发生。2018年盛夏的一天，考古队队员突然开始齐刷刷地拉肚子，在检查饮水设施时，发现有多只老鼠掉入水窖。于是，他们只好停下手头工作，开始清理、整修。

而这也给考古队队员一些启迪：如今生活在山中的考古队吃水都如此困难，那石峁遗址的先民们用水又是如何解决的？在石峁“皇城台”遗址中是否也存在储水设施？经过长达数月的发掘，考古队在“皇城台”台顶一处低洼区域找到了两处规整的长方形大坑，他们推测，这里很可能是一座具有储水功能的池苑。

发掘工作也是一种奉献。说起背后默默支持他们的家人，对于家人的亏欠感又浮上考古队队员的心头。“考古队队员可以说过着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在外一跑就是好几个月。”孙周勇说，“我们这个团队耐得住寂寞并甘于奉献，邵晶的孩子才两个多月大时，他就带着孩子、媳妇和母亲一起在工地住了。有这样一群甘于付出的人，我感到特别幸运。”

“考古工作就是这样，既然选择了田野一线，就必须舍弃其他。”邸楠坦言，常年在外，从家人角度来看也是一种付出，正是有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才能让自己在喜欢的考古道路上一直坚守着。

为考古画完那个圈

石峁10年，考古队队员用手中的铲子和毛刷让石峁遗址走上了世界考古的舞台。

2020年底，国外《考古》杂志评选过去10年“世界十大重要考古发现”。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入选，一同入选的还有意大利庞贝遗址的新发现、埃及的木乃伊制作、吴哥的遥感考古等。如今，神木石峁遗址还入选了我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也是在这10年，石峁遗址的面貌，在考古队队员手铲与毛刷之间逐渐清晰：规模宏大、建筑精良的外城东门址，成排成列分布的房屋基址、高等级墓葬等不断被发现；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的三重城垣被揭示。

对于石峁考古队队员来说，2019年夏天的那个下午让他们难忘。在通向“皇城台”最顶部的廊道中央，手铲轻轻拂去沙尘，一个圆形轮廓的石雕文物被发现，随着周围的黄土一点点被拨开，一个直径约50厘米、高度近1米的神面纹石立柱露出真容。

“与它对视的那一刻，历史一下子活了起来，这时我仿佛面对着一个鲜活的‘石峁人’。为什么要修建如此宏大的石城？为什么会藏玉于墙，又以外族少女祭祀？我还有太多太多的问题想去追问。”邵晶向记者打了个比方，考古从发起疑问到仔细求证的过程，就如同在纸上画一个圆圈，考古工作者就是用毕生所学一点点画出这个圈。

10年来，在石峁考古队的不懈努力下，形如金字塔的“皇城台”、固若磐石的防御体系、众星拱月式的聚落结构……这些新发现正在一步步还原“石峁王国”的图景。不过，放眼400万平方米的超大规模，有关石峁遗址的发掘工作还远未结束。

10年间，从外城东门到“皇城台”，考古队对于石峁遗址的情感不曾变过。回首过去，考古队队员们经历了缺水少电、暴雨寒潮、虫蝎横行等种种艰苦，朋友们说他们是在坚守，可他们更愿意说是在享受。

如今，虽已不能像以前那样常驻石峁，但邵晶坦言，以后如果还有机会，自己仍愿意回到那里，“过去的10年，不曾后悔，再多个10年，亦不会后悔。希望自己能为石峁遗址这个考古圆圈画上最后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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