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友鼎：金戈铁马忆峥嵘

多友鼎。

多友鼎鼎腹内壁的铭文。

游客正在参观多友鼎。

游客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观看周朝礼制刑罚的讲解图。

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鼎从一件日常的生活用器逐渐走向政治舞台，被后世认为是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器物。鼎在青铜时代十分具有代表性。尊贵的社会地位、深厚的精神内涵、精美的艺术形式，汇聚于青铜鼎一身。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贯穿整个青铜时代。

有这样一件青铜鼎，简单的样式、粗糙的外表，既没有复杂造型，也没有精美的纹路，表面“青铜”，实属“王者”，这件看似普通的青铜鼎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多友鼎。鼎腹内铸有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地区出土的西周青铜鼎中最长的一段铭文，详细讲述了一场鲜为人知的战争，使得多友鼎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多友鼎

年龄：2000余岁

职称：国宝级

户籍登记时间：1980年

出生地：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下泉村

现住址：陕西历史博物馆

1 多友鼎现身

1980年11月12日，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斗门公社下泉村（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下泉村）的村民在该村东北处翻土取沙时，突然“咔嚓”一声，一位村民的铁锹铲到一件硬物，折断了。起初，大家以为铁锹铲到了埋在泥沙里的石头，为了不耽误挖沙进度，这位村民便打算与同伴合力铲出石头，没想到他们在大约4米深的细沙坑里竟然铲出来了一只锈迹斑斑的青铜鼎。考古人员闻讯赶来，立即对这只青铜鼎展开发掘。

出土的青铜鼎通高51.5厘米，鼎口处有两耳，耳高10厘米、宽11.6厘米、厚3厘米，腹径50厘米、深31厘米，蹄形足高20厘米，径7厘米，重35千克。青铜器表面光素无纹，仅在器腹上部装饰有两道弦纹。鼎腹底部附着厚达0.2厘米的墨灰，应是长时期的炊烹留下的痕迹。

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食具演变而来的，鼎的三条腿充当了灶口和支架，鼎腹下烧火便可煮熟食物。随着人类冶金技术的发明，人们逐渐学会使用铜来制作铜鼎。早期的铜鼎，因铸造技术的限制，形制比较单一，以锥足圆鼎为主，器壁普遍较薄，纹饰简单。商朝中期，随着铸造技术的提高和祭祀的需要，鼎的形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方鼎等多种类型的鼎，鼎的形体也不断变大，鼎足由原来单一的锥足逐渐发展得造型各异，同时鼎的纹饰也逐渐精美繁缛起来。

青铜器发展到西周中晚期，尤其在进入晚期以后，各类青铜器都进入了整齐划一的时代。这一时期的青铜鼎主要有两种形制。一种是克鼎类，主要特征是盆形体，腹宽大而呈扁体形，蹄足上部一般有兽面装饰，装饰纹样一般为环带纹和窃曲纹；另一种为毛公鼎形，主要特征是半球形体、蹄足，装饰纹样简单，一般仅以弦纹、重环纹或窃曲纹装饰，多友鼎就属于这一类。

中国商代时期的后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重量达800余千克，是至今世界上出土最重的青铜鼎。春秋时期的王子午鼎，造型繁复精美，以列鼎的形式陪葬在墓主人的身边，其庞大雄浑的规模，让世人称奇。与以往发掘出土的青铜鼎相比，多友鼎显得再普通不过了：立耳、环底、腹微敛、蹄形足，这些都是三足鼎最为基本的形态。除了造型简单之外，鼎表面也没有装饰精美纹饰，只是在鼎上方装饰了两道简单的弦纹。这样一件平常无奇的青铜鼎又是如何成为国宝级文物的呢？

2 多友鼎铭文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这件外表看似普通的青铜鼎却内藏玄机，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国宝。原来，考古专家在对青铜鼎清理的过程中发现，这件青铜鼎腹内竟然铸有22行铭文，共270余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地区出土的西周青铜鼎中铭文最长的一件。

多友鼎所铸刻的铭文详细记载了西周晚期与猃狁民族的一场战争。某年10月，猃狁大规模起兵，进犯西周境内，直接威胁京师的安全，于是周厉王命令武公派遣得力战将率兵抵御，将猃狁驱逐出京师。武公则令多友率兵车驱逐猃狁。在长达半个月的激战中，双方共打了4仗，多友都取得了胜利，共杀敌350余人，俘获23人，缴获战车127辆，将猃狁逐出了西周边境，并救回了被俘虏的周人。多友把此次战争中斩获的战利品全部献给武公，武公又全部转献给周厉王，周厉王给武公赏地以表奖励。随后武公命人召来多友，多友安定京师有功，武公对多友进行了表彰，赏赐给多友包括铜在内的若干财物。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多友便把赏赐给他的铜铸造成鼎，作为宴请宾朋好友的器具。

在源远流长的青铜器发展长河中，商、周青铜器迎来了鼎盛时期，用于祭祀等重大典礼的商代青铜礼器铸造的文字应运而生。商代的铭文一般较短，一件器物上只铸造几个字，内容大多标明制作者的族氏以及被祭祖先庙号。商代末期，纪事体铭文出现，有的青铜器上已出现长达 50字的纪事性铭文，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这种铭文形式持续发展，时代更替，到了西周时期，铸造长篇铭文成为青铜礼器的重要特点，铭文内容涉及册命、战争、诉讼和婚嫁等许多方面。周王朝为了巩固统治，也借助礼器上的铭文大肆宣扬周王的德政。到了西周中后期，铸造铭文更加成熟，字数增多篇幅增大，铭文越来越有秩序，规范整齐。

西周晚期的青铜器铭文，许多都记载着周人反击猃狁的事件。《诗经》中有一篇诗文以一位戍役军士的口吻记述道，由于和猃狁打仗，“靡家靡室”“不遑启居”，便是说战争使得自己没有妻室没有家，也没有时间安居休息，表达了强烈的思乡情绪以及渴望和平的心理。猃狁是西周时期北方地区重要的民族之一，也是西周王朝西北主要的边患，在周厉王统治期间，繁盛一时的周王朝已经走向了衰落，猃狁与西周的战争频频发生，严重威胁着周王朝的统治，也使得周朝的士兵有家难回，无处安歇。

在铭文中涉及猃狁的青铜器中，多友鼎是最为重要的一件。这篇铭文对战争的原因、过程以及结果都进行了详细介绍。这些资料对研究西周晚期的历史、西周晚期同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及古文字研究、历史地理研究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多友为何人

铭文中一共8次提及这场战争得以获胜的关键性人物多友，所以该青铜鼎被命名为多友鼎。这件青铜鼎的主人多友到底是谁，成了专家学者们讨论的关键问题。

考古学家田醒农、雒忠如在《多友鼎的发现及其铭文试释》一文中表示， 多友即是郑桓公友。他们认为文献记载郑桓名友，或称多父、桓友，是周宣王的弟弟。在铸鼎时，他还没有被封爵位和官衔，只好铸其名为“友”，“多”字多有美称、尊称之意，于是在“友”前加一个“多”字。另外，鼎铭文中有一句称“赐汝圭瓒”，按照西周时的规定，只有到九命的等级才可以得到这样的奖赏，若非王的弟弟，没有爵位和官衔的人不可能受到这样隆重的礼遇。因此，他们推断，这件铜鼎是周宣王弟弟友所造无疑。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在《论多友鼎的时代及意义》一文中则认为，多友不会是郑桓公。李学勤表示，根据金文称名、字的惯例，不好把“多友”两个字拆成一名一字来解读。另外，在周厉王逃离镐京时，周宣王年纪还小，郑桓公作为周宣王的弟弟，岁数还要小一些，由此可见，在周厉王掌权时，友不可能带兵出征。从鼎铭文中也可以看到多友的身份，只不过是武公的一个部下，只能向武公献俘虏，不能直接面见周王，在接受武公赏赐时，武公命向父召见多友，可以看到他的身份还低于向父，这与天子弟弟高贵的地位不符。李学勤的观点明显更具说服力，也被大家认可，由此可见，多友只不过是武公的一名部下。

千年前，多友连续作战，取得了胜利，立下战功。历经数千年的沧桑，那些刀光剑影的场面早已湮没于历史深处，但留存至今的青铜器足以让我们浮想联翩，去感慨那个战争频发的时代。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的青铜器，早已演变为中华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并将一代一代继续传承下去。

记者手记

透过铭文看历史

张家祯

“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商，建立西周王朝，定都镐京。”当记者走入赫赫宗周的展厅，四处都是各式各样的青铜器具，其中不乏一些如牛尊等铸造精良的青铜器。而青铜鼎的外形多数普通单一，多友鼎更是简朴，直至走近，看到鼎腹内密密麻麻的铭文，才对其国宝级文物的身份地位有了深刻的认识。

多友鼎的铭文中提到了两次赏赐，一次是周厉王对武公的嘉奖，另一次是武公对多友的奖赏。西周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赏赐制度。周王在祭祀、册封、授命、田猎、征战等活动中，对诸侯及大臣的赏赐屡见不鲜，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何尊等都记载了作器者受到周王的各类赏赐。早期周王赏赐以赐土赐民为主，到了中晚期，周王则多赏赐与其官职相配的服饰、车马等物品。

尽管赏赐品的种类很多，但是始终不见青铜礼器的踪影，周康王册封宜侯的大典上没有看到，在周宣王册命毛公时也只字未提。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在商周时期，青铜礼器作为贵族权利和身份的象征，被视为传家宝。而在周天子看来，以青铜鼎簋等组成的青铜礼器，是王权的象征。东周时期，楚庄王问周鼎大小一事，也被看作是对王权的觊觎。

在周王的赏赐中，可以见到赐铜或铜板，受赐者会将这些铜铸成的青铜礼器作为纪念，这种现象是比较常见的。反观多友鼎，周厉王赐武公土地，却没有赐铜器，这是符合礼制的。

很显然，周朝在赏赐制度上有明确的特征，也规定了严格的等级，这与周朝有着严格的礼制是分不开的。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礼的可贵在于使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礼在中国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不仅是道德信仰和思想观念，也是物品分配的准则和人际交往的规范。

周朝的礼制，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石，而青铜器，则是礼制的具体运用和体现。为了体现礼的差异，无论是重要的祭祀礼还是宴饮、丧葬，都要按照贵族等级的不同区别使用青铜器。周朝以此来规范每个人的社会身份，确定了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建立起差异有别的社会秩序，作为中国早期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这样的政治制度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

几千年来，朝代更迭、时代变迁，风云变幻之间往事早已消散，然而历史却以书籍、器物等形式流传了下来。多友鼎如今和众多曾经被不同身份的人使用过的青铜器一起陈列在博物馆的展厅内，冷冰冰的青铜器至今仍能让人们感受历史的温度，体会到古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