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峥嵘岁月)

记者 龚仕建 张丹华 人民网记者 吴 超

2021年02月02日06:46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原标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峥嵘岁月)

图①: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室内场景。

本报记者 龚仕建摄

图②:兵谏亭。

人民网记者 吴 超摄

图③:西安事变后,当时国内报纸的报道。

本报记者 张丹华摄

图④:1936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的小客厅。

西安事变纪念馆供图

骊山北麓,华清池畔,五间厅墙体上的弹孔清晰可见。

兵谏亭侧,游人如织。西安临潼华清宫,在《12·12》西安事变实景演出中,交错的光影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风云激荡的历史时刻。

兵谏亭、新城黄楼、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园别墅、高桂滋公馆等西安事变旧址分布于西安市区不同的角落。如今,再一次走近、聆听,穿越时空的隧道,历史的回响仍不绝于耳。

民族危亡,挺身而出

西安市青年路117号,是杨虎城将军纪念馆。这里原为杨虎城止园别墅,园内二层阁楼已历经80多年的岁月。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民族危亡!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拒绝抵御外敌,继续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并命令张学良率东北军、杨虎城率第十七路军“围剿”已到达陕北的红军。

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根据日本加紧侵华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在杨虎城止园别墅一楼会客厅,杨虎城先后会见过共产党人王世英、王炳南、南汉宸等人。作为秘密接待处,杨虎城与中共联络人员在这里达成共同停战、一致抗日的初步意见。

民族危亡之际,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三方确定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做准备工作。

建国路69号,张学良公馆坐落于此。三幢西式小楼依次排开,青瓦盖顶,中楼屋顶斗拱挑檐。小楼对面是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室,陈列室中一张东北军与红军联欢照生动形象,印证着当时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在西北的抗日联盟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之所以是历史的转折,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更多的人,集中各方力量共同抵御外敌。”在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馆员石八民看来,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发动兵谏,逼蒋抗日

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12月9日,西安城内1万余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张学良赶到西安灞桥劝阻学生。他为慷慨陈词的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

同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张、杨的压力,宣布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他的这些部署,既是为了大举“剿共”,同时也是准备解决张、杨的问题。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

发动兵谏,逼蒋抗日!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一致,决定实行兵谏。当晚,张学良公馆西楼灯火通明,一场严密的战略部署后,八项抗日主张也基本草拟。

“控制西安全城,囚禁国民党要员。”是夜,杨虎城将军在新城公馆秘密部署后,张学良带领东北军重要将领来此汇合,二人共同坐镇指挥,西安事变一触即发。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敦促蒋介石进行抗战。通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八项抗日主张。

扣留蒋介石后,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了中华民族抗日利益,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中共中央紧急开会商定,对张学良、杨虎城积极援助,力促实现抗日主张。一面于15日和19日先后两次致电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具体建议;一面应张、杨之请求,集中红军主力南下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地,向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靠拢,准备随时迎击国民党对张、杨的“讨伐”。同时,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西安和谈。

如今,骊山五间厅玻璃窗、墙壁上的弹孔依旧清晰,兵谏亭旁的虎斑石“蒋介石藏身处”前来参观的游客驻足凝视,仿佛穿越回那个激荡的时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后,全国形势愈加复杂。“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主张轰炸西安,若如此,内战将全面爆发,只有和平解决,才能形成一致抗日的局面。”西安事变纪念馆讲解员候敏行指着墙上当时各大报刊的报道说。

12月17日下午,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飞抵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住在张学良公馆东楼。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谈话,三方面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

12月23、24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最后达成六项条件,其中包括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

张学良公馆西楼,会议室里陈列着当晚和谈的摆设,塑像人物还原了三方和谈的情景。几名游客驻足凝视,沉浸在和平谈判的历史瞬间。

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高桂滋公馆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局面基本形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成功实践。”石八民说。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在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室,毛泽东对于西安事变评价的一句话在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如今,西安事变纪念馆已经成为红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文物文献、一幢幢文物建筑,讲述着那一段风起云涌的峥嵘岁月。

《 人民日报 》( 2021年02月02日 第 05 版)

(责编:谷妍、邓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