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共享用工平台 让“权宜之计”变成“长久之计”

　　疫情期间，为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影响，一些餐饮企业与大型商超合作，积极探索“共享用工”模式。图为曹宏刚（右）在盒马鲜生工作人员指导下熟悉工作流程。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服务业是最适合共享用工的土壤，而平台化让这一模式的成本大大降低，也给共享用工从疫情期间的非常之举发展为可持续的用工模式带来了可能。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提出“支持发展共享用工、就业保障平台”，让疫情期间涌现的共享用工模式进一步进入公众视野。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服务业在被冲击的第一线，企业用工成本依旧，但线下消费低迷，陷入困境。2月3日，阿里巴巴旗下盒马鲜生率先与云海肴、青年餐厅达成共享用工合作，此后又与多家企业合作。最新数据显示，疫情期间，仅盒马就通过共享用工模式吸收了来自西贝、温莎KTV、大众出行等40多家企业的超过5000名“共享员工”，既降低了企业成本压力，保障企业员工在疫情期间的稳定收入，同时又缓解了自身人力稀缺的困境。这一做法灵活地平衡了企业待岗员工与生活物资供应人力不足的矛盾，后续被广泛推广采用。

　　服务业是最适合共享用工的土壤，而平台化让这一模式的成本大大降低，也给共享用工从疫情期间的非常之举发展为可持续的用工模式带来了可能。

　　模式灵活 平台化是创新之举

　　其实，共享用工虽概念新颖，却并不是新鲜事物，它就是理论上的“零工经济”。零工经济是指由工作量不多的自由职业者构成的经济领域，利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快速匹配供需方。改革开放初期，大城市里利用周末时间去周边企业指导生产的“星期日工程师”就可以并入此列，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用工模式由来已久，并早被证明是促进科技创新资源市场化流动的有效手段。

　　“虽然共享用工不是新概念、新做法，但是大力发展共享用工平台却是一个新模式。疫情之中，复工复产和稳定就业是一体两面，复工复产需要用工，稳定就业支持复工复产。有了规范的共享用工平台，共享用工就将成为就业的新业态。”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强调，“共享用工平台依托数字技术，具备信息聚合、数据共享、精准匹配、搜索求职等功能，实现灵活用工招聘信息和用工信息的有效推送、便捷获取，为灵活就业者提供就业，为短期用工企业提供信息在抗击疫情期间发挥了一定的支撑作用。”

　　3月18日，盒马鲜生表示已在开发共享用工平台，预计4月份即可上线。据其介绍，平台将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尝试将共享机制常态化，提升供需对接效率，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

　　随着各行各业逐步复工，共享用工也从最初的生鲜电商、物流、餐饮等扩散到更多行业。

　　据新华社报道，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吸纳了多家餐饮娱乐企业的132名员工，共享员工大多从事产品组装、外包装等方面的工作；浙江衢州好梦来家纺有限公司吸纳了30余名来自东方集团的员工，从事口罩检验和包装工作。整体来看，共享员工畅行的前提是工作内容较简单、培训即可上岗、以计时工资为主、模式灵活自由。“随着不少企业复工复产，截至2月底，陆续有超过900人离开盒马，回到原公司。”盒马公众与客户沟通部工作人员崇晓萌表示。

　　各方协力 长远发展需政策保障

　　尽管共享用工在疫情期间表现活跃，不过不少人担心，生产要素共享只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如果不是受疫情影响，企业不会采纳这种流动性强、用工关系模糊的方式。

　　对此，欧阳日辉表示，共享用工在疫情之后也有规范发展成为我国就业新模式的机会。

　　在互联网、新零售、餐饮服务等行业，零工经济模式早已得到市场的认可，疫情客观上扩大了共享用工的行业和领域。疫情过后，其在养老、托育、家政等就业潜力大的领域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此外，“有关部门一直在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更为精准的网上就业服务，通过大数据技术归集个人和企业的电子档案袋。已有的互联网就业平台和共享用工平台可以与政府合作，根据抗击疫情过程中暴露出的需求和问题，完善和调整原有的技术和业务架构，在疫情之后抓住机遇健康快速发展。”欧阳日辉说。

　　早在2018年6月，李克强总理在考察58集团时就提出，要积极培育和引导分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新业态健康发展。而在行业互助背景下红火起来的共享用工模式，的确正在受到更多的政策层面的鼓励。

　　如广东省东莞市人社局推出3类企业用工余缺调剂服务模式，推动企业共享用工；安徽省合肥市人社局发布《到复工企业就业的倡议书》，鼓励通过共享员工、弹性员工和远程工、钟点工等多种形式，支持企业复工；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甚至依托行业协会，帮助企业搭建沟通平台，推动更多暂时待业员工尽快上岗，大力推动共享用工模式。可以预见，随着共享企业的增多，可能会出现专门从事共享用工管理的平台类企业，共享用工有机会发展成一种更加灵活的用工机制。

　　欧阳日辉表示，若要共享用工成为常态，除了政策鼓励之外，政府还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社保政策，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从制度上保障共享用工过程中劳动者的权利，科学合理界定平台责任，切实保护平台、平台内经营者和平台从业人员的权益。

　　疫情期间，发展共享用工平台被推到新的高度，“但共享用工不是疫情期间特殊时期的‘特事特办’，在政府、市场和劳动者的共同努力下，相信未来共享用工将成为一些行业和领域就业的新模式。”欧阳日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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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疫情，共享经济“危”“机”并存

　　此次疫情期间，包括共享用工在内的“共享模式”，作为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对冲抵疫情对民生带来的负面影响产生了实际帮助。据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共享经济在推动服务业结构优化、促进消费方式转型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显现，也在稳就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整体就业形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共享经济领域就业仍然保持了较快增长。平台员工数623万，比上年增长4.2%；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8亿人，其中提供服务的人数约7800万人，同比增长4%。

　　报告认为，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共享经济不同领域短期内既有“冲击”也有“刺激”。受冲击最大的是共享住宿、交通出行、家政服务等线上线下融合程度高且必须通过线下活动完成整个交易闭环的领域，平台企业的订单量和营业收入大幅减少；而共享医疗、教育、外卖餐饮等领域，得益于消费活动向线上的迁移，平台用户数量和交易量猛增，出现了与大势逆行的小高峰。

　　报告特别指出，共享经济当前最为迫切、也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突发疫情所带来的冲击以及如何缓解平台企业空前的经营压力。除此之外，地方自由裁量权过大，《电子商务法》落地实施尚缺乏细则支撑，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也亟待解决。（记者 崔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