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在陝西省榆林市榆陽區芹河鎮紀小灘村，技術人員在樟子鬆林裡進行森林撫育工作。

“中國防沙治沙就是從榆林走出來的。”

這是榆林幾代人沉痛的記憶——流沙越過長城南侵50多公裡，412個村庄被風沙侵襲壓埋，榆林城被迫3次南遷。

黃沙飛揚，荒涼寂寥。位於毛烏素沙地邊緣的榆林，曾是全國土地沙化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新中國成立初期，陝西省99%沙化土地集中於此。

70多年來，榆林人民與天斗、與地斗，告別了“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迎來從“沙進人退”到“綠進沙退”的歷史性轉變﹔榆林告別了“黃沙滾滾流，十耕九不收”，在沙裡“淘金”，晉升為我省第二大糧倉。

綠色，始終是榆林追逐的底色——

獨辟蹊徑

打造新時代沙區飛播造林典范

3月5日，天色微亮，屋外飄起小雪。

59歲的傅永飛戴上手套，檢查油箱、啟動割柳機，瞅准沙柳根部5厘米的位置，麻利地一刀下去，開啟了當日的沙柳平茬作業。

“榆陽區有251.9萬畝沙柳需要復壯更新，年年平茬才能長勢好、攔住沙！”在小壕兔鄉長大的傅永飛深受沙害之苦，兒時記憶裡一直是“刮得那個大山沒頂頂，刮得那個小山平又平。千年的大樹連根拔，萬年的頑石亂翻滾”的景象。

從掌高兔村沙梁往遠處眺望，便是一望無際的飛播造林區域。正是飛播試驗的成功，掀開了我國沙漠治理的新篇章！

2014年，榆林市最后50萬畝流動沙地飛播造林工程圓滿結束，標志著榆林860萬畝流動沙地基本得到固定或半固定。

“這對於因風沙侵蝕而3次南遷的榆林城來說，是一個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陝西省治沙研究所正高級工程師楊偉為記者“揭秘”：以前，全省3600萬畝沙化土地中，集中連片的流動沙地860萬畝。流動沙區立地條件差、人工造林難度大，速度快、效率高、投資少的飛機播種技術因此誕生。

1958年，榆林人民首次嘗試飛播沙蒿，結果並不樂觀——種子被風刮走、被沙埋。

飛播治沙是一項沒有科研積累、沒有先例可循、沒有任何把握的“三無”任務，然而，困難並沒有阻擋治沙人探索的步伐。1973年，10余家單位聯合開展科學飛播造林種草的研究與實施，取得豐碩成果——篩選出適宜飛播並具備抗風蝕、耐沙埋、生長快、自繁力強等特性的踏郎、花棒、白沙蒿等植物種子﹔明確最佳飛播期為5月下旬﹔針對種子處理提出“大粒化”概念，即用黏土包衣，使種子成丸變重不易被風刮走，有效克服了種子位移問題……

“該研究解決了世界上多年來在流動沙丘上飛播無法解決的問題，為我國飛播治沙由試驗示范轉為大面積實施提供了科學依據。”楊偉說，這一成果的誕生多虧了“飛播治沙元勛”漆建忠。

“當時，漆教授總會帶上干糧到沙海中選點，用羅盤測面積、定航標、繪制飛播作業圖，為機組提供准確的作業資料。”楊偉回憶，飛播區均在沙漠腹地，為保証飛播質量和掌握飛播種子被風蝕沙埋的變化，漆建忠常常爬上沙面，記錄種子移動和被風蝕沙埋的過程，每年都要脫一層皮。

飛播造林4年至8年后的保存率為24.4%至54.4%，按宜播面積計為45.8%至75.5%……經過8年艱辛試驗，漆建忠的課題組攻克了一個個難題，創造了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沙漠飛播重大科研成果。1978年，該研究課題獲全國科學大會獎。

在70多年與風沙抗爭的實踐中，榆林人民不畏艱難，克服資金短缺、經驗不足、科技力量薄弱等困難，孕育形成“不畏艱難、敢於斗爭、矢志不渝、開拓創新”的榆林治沙精神，曾經的“滾滾黃沙遮天蔽日”化作今日的“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2000年至2014年，榆林累計飛播造林種草657萬畝。2021年，榆林重啟飛播，並研發出帶苗飛播等新技術，解決了傳統飛播無法下種和喬木飛播保存率低等問題。2023年，榆林實施飛播造林20.5萬畝，撒播各類種子10.67萬公斤，並首次在沙區試驗播撒喬木樹種。這是楊偉的“新成績單”。

“與人工造林相比，飛播1畝地的成本僅200元左右，但面臨著種子覆土困難、喬木樹種選擇難等問題。我會不斷探索創新飛播造林技術，守住每一寸綠。”和飛播造林打了一輩子交道，看著一項項研究成果在實踐中應用，楊偉由衷感到欣慰。

遇沙開路

探索荒漠化科學治理模式

春雷響，萬物長。3月5日，在榆陽區芹河鎮紀小灘村，密密麻麻的樟子鬆挺立在毛烏素沙地，這種被稱為榆林治沙“功勛樹”的樹種，結束了榆林沙區沒有常綠喬木的歷史。

“我的老師曾在榆林試種過樟子鬆，我也想試著篩選出適合榆林種植的樹種。”提起往事，89歲的榆林“樟子鬆之父”孫禎元精神矍鑠、容光煥發。

孫禎元是最早一批來榆林搞治沙科研的專業技術人員，1962年從北京林學院畢業后，他選擇了條件艱苦的榆林林業系統。“國家助學金助我圓大學夢，我要去國家最需要的地方。”他說。

樟子鬆在零下50攝氏度的大興安嶺都能越冬，為什麼不能在零下30攝氏度的榆林越冬？

帶著一個個疑問，想把樟子鬆引入榆林的孫禎元深入樟子鬆原產地——大興安嶺原始森林，和護林員同吃同住研究樟子鬆的生物特性，終於揭開這個奧秘。

“冬天，大興安嶺的積雪超過1米，將幼苗全部覆蓋，是幼苗越冬的最好覆蓋物。榆林年均氣溫雖然高於大興安嶺，但越冬苗木全裸越冬，成活率低。”最終，通過覆土過冬等方式，孫禎元解決了榆林引種樟子鬆的難題，使高寒地區的樹種落戶“不毛之地”。

榆林沙化土地面積大、分布廣、程度重、治理難。70多年來，榆林市堅持統籌規劃、科學布局、因地制宜，榆林人民以“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英雄氣魄向沙漠進軍。

“1949年至1965年，榆林拉開‘北治沙、南治土’序幕，總結出引水拉沙、搭設障蔽、建淤地壩等治理方法，引種篩選馴化出樟子鬆、沙打旺等樹種和草種，為荒漠化綜合防治奠定了堅實基礎。”榆林市林業和草原局副局長王立榮介紹，20世紀50年代初，榆林正式成立陝北防沙造林局，防沙、固沙、治沙工作邁上新台階。

1942年，靖邊縣楊橋畔村創新完善引水拉沙造田治理辦法，拉開榆林“植治”“水治”的治沙帷幕﹔1951年，定邊小灘子村村民李守林帶領群眾搬掉100多座“跑沙地”，讓村民告別了“老沙窩，遍地黃，自古都吃外來糧”的歷史……英雄的陝北人民，在實踐中找到一個個治沙“法寶”。

“沙障搭設分為網格障蔽和帶狀障蔽，這是群眾在實踐中探索出的治沙造林方法，加快了榆林治沙造林的步伐。”王立榮介紹，20世紀六七十年代，榆林市組織了山、水、田、林、路綜合治理大會戰，越來越多荒漠化科學治理模式相繼誕生，榆林“追夢綠色”氛圍越來越濃。

如今，滿頭銀發的孫禎元依然關注著如何將沙子變成土壤，讓沙區由窮變富。他堅定地告訴記者：“通過科學治理，榆林沙區一定可以變成國家糧食基地。這絕不是夢想！”

久久為功

努力創造新時代防沙治沙新奇跡

1974年，54名平均年齡隻有18歲的補浪河女子民兵治沙連的女民兵在風沙侵蝕最嚴重的地方——榆陽區大水灣村補浪河鄉黑風口安營扎寨，開啟鏖戰風沙的艱難歷程。

搭屏障、開壕溝、挖水渠……50年來，在一聲聲號角聲中，14任連長帶著姑娘們推平800多座沙丘、營造防風固沙林帶33條，將“風沙口”改變為愛國主義紅色教育基地、軍事拓展訓練基地和生態觀光旅游基地，上演了一部“大漠變綠洲”的傳奇劇。

“住的是柳笆庵子、吃的是青稞面窩頭﹔新栽的樹苗怕被風沙壓，姑娘們跪著用手把樹苗從沙裡刨出……”回憶著抗沙史，補浪河女子民兵治沙連第二任連長張列愛有說不完的話。

幾十年來，張列愛的脖子不由得向左側偏。這是她當年扛樹苗留下的老毛病。她說：“現在，治沙連每年累計接待游客70萬余人次，我們把綠色守住了！”

治沙，是生存問題，更是發展問題。1978年，隨著改革開放大幕的開啟，榆林相繼推出各類林業發展規劃，實行技術集團承包，允許個人承包國有和集體大的荒沙荒地。先后實施了“三北”防護林、退耕還林還草等國家工程，構建起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生態治理格局。

黨的十八大以來，榆林調動各種資源、各項技術，開展“三年植綠大行動”“國土綠化五年行動”等治沙造林行動。從黃沙漫卷到“點綠成金”，榆林“追綠”步伐越來越快。

是的，榆林變了！

沙漠作証——如今，860萬畝流沙基本得到固定或半固定，沙區植被覆蓋度平均達到60%，陝西成為我國第一個完全“拴牢”流動沙地的省份。

樹木作証——告別了風蝕沙化、水土流失，榆林林木覆蓋率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0.9％提高到36％、林木保存面積從60萬畝擴大到2360萬畝，治理水土流失面積1.8萬平方公裡，年入黃泥沙量由5.13億噸減少到2.12億噸。

2019年，榆林這座在沙漠上建起來的城市被授予“國家森林城市”稱號﹔2021年，榆林被確定為“全國防沙治沙綜合示范區”……榆林，為全球提供了可借鑒、可復制的治沙經驗。

“當前，榆林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的矛盾依然突出。為了守住這份來之不易的綠，我們將以防沙治沙為主攻方向，堅決整治推沙造地、佔補平衡等涉嫌毀林毀草問題。”王立榮說，下一步，榆林將扎實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全力推進荒漠化綜合防治和黃河“幾字彎”攻堅戰，努力創造新時代防沙治沙新奇跡。

道阻且長，行則將至。治沙精神，歷久彌新！（李旭佳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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