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陝西吳起時，天藍得發亮。勝利山下，拾級而上，終點，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紀念碑矗立﹔碑頂，中央紅軍和陝北紅軍的雕像，像兩棵長在一起的樹。回頭看，台階中間的紅色石面上，刻著一條時間軸，最終定格在：“1935年10月19日，吳起。”

　　那一天，同樣是個大晴天。“吳起鎮披著燦爛的陽光在歡迎我們。”楊成武的《憶長征》中，這一刻滿是勝利的興奮。

　　“很多人忘記了幾天行軍的疲勞，像小孩一樣，連跳帶跑，直往吳起鎮跑去。”成仿吾記錄下這一刻，“大家興奮地不約而同地說：‘我們真的回到自己家了！’”

　　吳起，是抵達之地。

　　石面上的時間軸停住了，吳起的時間軸卻還在延伸。

　　繞到紀念碑后，沿紅軍長征步道往上走。風從林間吹過，樹葉簌簌地響，像當年行軍的腳步聲。山頂，一棵杜梨樹枝繁葉茂。樹下，毛澤東主席雕像從容坐定，望向遠方。當年的10月21日，他就是在這裡指揮了中央紅軍長征的最后一戰——“切尾巴戰役”，堅決“不能把敵人帶進蘇區去”。

　　毛主席的警衛員陳昌奉記得這棵杜梨樹，樹上結著吃起來又酸又麻的東西，毛主席卻說“這個很好吃”。召開作戰會議后，他在樹下休息，氣定神閑地說：“槍聲響得激烈時不要叫我，到打冷槍的時候再叫我。”

　　這棵杜梨樹，長了不知道多少年。果子落在地上，又長出一棵小樹，如今也已六七十年。

　　順著毛主席的目光遠眺，層層疊疊的山巒，層層疊疊的綠。蒼山如海，只是這海涌動著綠色的波濤。油鬆、側柏、刺槐、山杏、山桃……誰能想到，上世紀末，這裡還“山是和尚頭，溝是干丘丘”。1995年的一張衛星遙感影像圖顯示，吳起整個縣域幾乎沒有一點綠色。

　　“再造一個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區”。1998年，吳起在全國率先開始封山禁牧、退耕還林，中央紅軍長征勝利落腳點打響了“綠色長征”第一槍，成為“全國退耕還林第一縣”。

　　杜梨樹，見証著紅軍長征的抵達﹔而另一棵樹，則標記著一場綠色長征的出發。

　　“走，帶你去找樹。”吳起縣城東部，白於山腹地，有個叫南溝村的小山村。村史館裡，老支書閆志雄指著起首的一張照片，照片裡，光禿禿的崖畔上，孤零零立著一棵老楊樹。那是綠色長征剛剛邁出第一步時的樣子。

　　跟著老閆上山，漫坡的樹，根連著根，枝挨著枝，葉接著葉。風吹過，樹葉齊齊翻面，山像抖了一抖。老閆指了半天，也沒指准。那棵老楊樹被滿山的綠藏起來了。最后，他把手放下來：“不找了，這山上每棵樹，都是從那會兒長起來的。”

　　回憶起這場長征的“出發點”，老閆笑了，“光是羊要圈養這事，就磨破了嘴皮子。”進窯洞、拉家常、講政策，挨家挨戶做思想工作，“羊子嘴是一把剪、蹄是四把鏟，樹苗苗剛冒小尖尖，就被啃個精光。”閆志雄說，“樹栽不活，還得熬苦。”道理像樹根扎進黃土，鑽進了群眾心底。全村上千隻羊，散牧轉成舍飼。

　　背上樹苗、拎起水桶，走在最前頭，閆志雄成了“種樹書記”。男女老少扛起鐵锨、揣著干糧，“走！咱跟著書記去種樹！”圪梁梁、崖畔畔，一棵接著一棵栽，一栽栽了十幾年。如今，吳起的山頭披上綠裝，而聖地延安已成為“國家森林城市”。

　　找不到樹，老閆卻興致不減，“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水庫還是水庫，水上卻漂起游船、快艇﹔果園還是果園，卻挂上了研學基地的牌子﹔窯洞還是窯洞，往裡走卻有了帶抽水馬桶的衛生間……不光是栽樹種果、農文林旅，縣裡還搞起“碳匯”交易，綠水青山可以直接變現。老閆說，樹長起來了，人也留下來了。

　　從南溝村回到縣城，勝利山上已經亮起點點燈光。流淌而下，成了北洛河兩岸的街燈。街道車水馬龍，行人摩肩接踵。近處草地上，有人搭起帳篷，車就停在一旁。

　　紅軍到達時，吳起鎮隻有11戶人家，許多領導人也只能露宿野外。1944年，“長征四老”之一的謝覺哉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寫下七絕《宿吳起鎮蕎麥地》：“露天麥地覆棉裳，鐵杖為樁系馬缰。穩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覺滿身霜。”

　　杜梨樹仍然蒼翠，老楊樹安然隱身。當年轉戰萬裡的星星之火，如今化作了萬家燈火。料想，如果謝老再露宿，可以拴馬樹下、扎營林間，看滿城燈火、枕兩耳鬆濤，會睡得更穩、更沉吧。

　　《 人民日報 》（ 2026年10月19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