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姜寨遺址出土的黃銅片。 陝西歷史博物館供圖

作為禮樂器的西周編鐘和東周編磬。 李志強攝

河南鄭州商城遺址出土的商代獸面乳釘紋銅鼎。 李志強攝

陝西省寶雞市賀家村出土的西周牛尊。 陝西歷史博物館供圖

近日，陝西歷史博物館舉辦“吉金·中國——中國青銅文明的興起與繁榮”特展，系統梳理了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西周早中期青銅文明的演進脈絡，揭示了青銅器在多元一體中華文明形成歷程中的關鍵作用。

此次展覽由國家文物局與陝西省人民政府聯合主辦，陝西歷史博物館承辦，匯集全國17個省（市、區）51家文博單位的341件（套）文物，是近十年來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青銅文明主題展。這不僅是一場文物的盛宴，更是一次文明的尋根——青銅器上的紋飾和銘文，鑄刻著先民對秩序的追求、對天地的敬畏以及對“中國”這一文化共同體的最初想象。

追溯冶銅技術起源

“吉金·中國——中國青銅文明的興起與繁榮”展是陝西歷史博物館“早期中國”系列展覽的收官之作，第一部“彩陶·中華——中國五千年前的融合與統一”和第二部“玉韞·九州——中國早期文明間的碰撞與聚合”分別在2020年和2023年展出。

“我們希望通過這樣成體系的展覽，以彩陶、玉器、冶金三重視角，依次解讀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壯闊歷程，讓觀眾感受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和深厚根脈，共享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研究成果。”陝西歷史博物館館長龐雅妮說。

探源工程研究認為，大約從距今5800年開始，中華大地上各個區域相繼出現較為明顯的社會分化，進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可將距今5800年—3500年的長時段劃分為古國時代和王朝時代，其中，古國時代（距今5800年—3800年）可進一步細分為3個階段。“吉金·中國”展在時間上接續“彩陶·中華”展和“玉韞·九州”展所聚焦的古國時代第一、二階段，以古國時代第三階段（距今4300年—3800年）的開始作為展覽敘事時間上限。

“這一時期，以鑄銅技術為代表的各種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區加速匯聚，不僅催生出中國獨特的青銅文化，也推動夏代文明躍升至王朝文明，並在不斷的匯聚與輻射、整合與重組中，得到持續加強和鞏固。”龐雅妮說。

由青銅技術所引發的重大變革，不僅影響了中國早期文明的發展格局，也奠定了后世中國的基本地理版圖和中華禮樂文明的堅實基礎。基於這些思考，此次展覽的策展團隊凝練出“吉金鑄國、禮樂中華”這一主題。

展覽第一單元“技術·潮流”，展示了一張世界古代重要銅礦遺址分布圖。從世界范圍來看，早在公元前9千紀末期，伊拉克北部的洞穴中便發現了自然銅制品。公元前6千紀，土耳其和伊拉克的遺址中出現了迄今所知最早的人工冶煉金屬制品。公元前3500年和公元前3000年左右，伊拉克地區相繼出現含砷青銅器和含錫青銅器。隨著冶煉技術和鍛造、鑄造等制作技術發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歐亞大陸開始進入繁榮的青銅時代。

中國最早的銅器出現在哪兒？

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姜寨遺址出土了距今6000年左右的銅片和銅管，是中國境內迄今所見年代最早的銅器。經檢測，銅片雜質含量較多，主要成分為銅、鋅，還有少量鉛、鐵、錫、硫等，應為鑄造而成的含鉛黃銅。“姜寨遺址出土的這兩件黃銅器雖然冶煉方法比較原始，但卻為探索中國冶金技術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龐雅妮說。

造型獨特的四羊首銅權杖頭吸引了很多觀眾注意。此器1976年出土於甘肅玉門火燒溝遺址，年代為距今3700年—3300年。整體呈橢圓球狀，中心上下貫通，可穿納木柄。腹部偏下的位置等距鑄有4個鈕狀羊首，羊首造型簡潔，鼻骨高隆，吻部下勾，兩側有螺旋狀大角。

權杖在西方文明中較為常見，距今6000年左右傳入中亞南部的河谷綠洲，之后繼續向北、西北傳播，逐漸進入中國西北地區。這件權杖見証了東西方冶銅技術的傳播與交流，說明西北地區是國內最先吸收、改造外來冶銅技術並對其進行本土化的地區。

冶銅技術起源於西方，中國人吸收借鑒后制作出大量精美的青銅器，但其用途卻和西方出現了分野。龐雅妮介紹，在外來技術激發下，中原青銅文明快速發展，創制出泥范塊范法鑄造工藝，青銅器與中原傳統禮制結合，走上了“器以載禮”的發展道路，並用於維護國家運轉和權力運行。

梳理三代文明脈絡

夏都煌煌，殷土芒芒，宗周赫赫。三代王朝對周邊地區控制力不斷增強，影響力不斷擴大。展覽第二單元“中心·四方”梳理了夏、商、周三代青銅文明的發展脈絡，在此基礎上展現了以中原地區為核心、不斷“向內凝聚”的文明發展進程。

位於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的二裡頭遺址，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年代約為距今3750年—3520年。二裡頭在短時間內吸收了各區域的文明因素，形成了立足中原又輻射四方的二裡頭文化，標志著中華文明進入王朝時代。

二裡頭遺址出土了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銅鼎，此次展出了這件銅鼎的復制品，其底部有煙炱，是使用過的青銅禮器，標志著使用者的高等級身份。

考古發現表明，二裡頭都邑設有專門的鑄銅作坊區，青銅器的生產與分配被上層統治階層所控制。“二裡頭遺址格局宏大、內涵豐富，彰顯了二裡頭文化進入‘一體王朝’的鮮明特質。”龐雅妮說。

商湯所建立的商王朝，在中國青銅文明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高超的青銅冶鑄技術是商王朝統馭四方的密鑰，對銅料的渴望也推動著商人南下北上、西進東拓。”龐雅妮說。

此次展覽從南、東、北、西四個方向選取了湖北武漢盤龍城遺址、山東濟南大辛庄遺址群、河北藁城台西遺址和關中西部地區出土的青銅禮容器進行展示，體現商文化對四方的控制和影響。這些承載著政治制度、思想觀念和宗教信仰的青銅禮容器，與商王朝核心地區的器物高度一致。

周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其禮樂制度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陝西寶雞周原遺址是迄今考古發現最大的先周文化聚落和西周都邑聚落，不久前入選“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周原遺址陸續發現青銅器窖藏。據不完全統計，在周原遺址發現的青銅器窖藏已有100余座。

20世紀70年代發現的庄白一號窖藏，是周原遺址出土青銅器數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窖藏。其中共出土了103件青銅器，全部屬於微氏家族，且大多鑄有銘文。此次展出的商尊、陵方罍、獸面紋斗和興鐘、三年興壺5件重器均出土於此。

尊是盛酒器，也是商周時期重要的禮容器之一。庄白一號窖藏出土的商尊，喇叭形口沿下飾8個上仰的蕉葉紋，葉內填有獸面紋。頸部飾一周張嘴、卷尾的夔龍紋，腹部飾展體式外卷角獸面紋，圈足飾曲折角獸面紋。器內底鑄銘文，大意是商的妻子庚姬受到帝司賞賜，商為此作器，用來祭祀亡父“日丁”。

闡釋青銅禮樂文化

展覽的前兩個單元以時間為軸展開敘事，第三單元“禮樂·中國”則通過青銅祭器、有銘青銅器、兵器和樂器這幾種重要器物來闡釋青銅禮樂文化。

作為珍貴資源和先進技術的代表，青銅器在商周時期成為祭祀之“禮”的主要載體，被賦予特殊的政治功能和社會功能。此外，青銅禮器在分封、賞賜、婚聘、結盟、宴享等重要場合的使用，表明其不僅發揮著溝通天地的作用，還維系著世俗社會的秩序人倫。

陝西省寶雞市岐山縣賀家村窖藏坑出土的牛尊，是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銅禮器。整體造型為一隻健壯的水牛，牛舌為流、牛尾為把，背部開口設蓋，蓋鈕為一立虎，通體飾雲紋和夔龍紋。整器設計匠心獨運，造型雄健生動，紋飾華美流暢，為西周青銅藝術之精品。

“由於青銅合金具有堅韌銳利的性能，兵器成為禮容器之外又一重要的青銅器門類。”龐雅妮介紹，商周時期邦國林立、戰爭頻繁，催生了種類多樣、滿足不同作戰需求的青銅兵器。

展櫃中陳列著一組商代近搏兵器戈、戟、刀、矛、短劍和防護兵器冑。西周時期青銅兵器的種類大體與商代兵器一致，防御裝具在該時期有較大發展，出現了戰車裝甲。

超越實用兵器范疇的鉞，是王權與軍權的象征。婦好墓是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員墓葬，共出土了4件銅鉞，其中一件鉞上鑄有虎食人圖案。展覽中的商代銅鉞來自安陽博物館，不僅紋飾布局與殷墟出土的相似，大小也差不多。

樂器是禮樂文化的重要載體。此次展覽以青銅樂器壓軸，介紹了西周創立的樂懸制度。一枚大鐘單獨懸挂在鐘架上敲打演奏，稱為“特鐘”﹔幾枚鐘按照大小次序編成一組或幾組，稱為“編鐘”。

西周早期出現3枚一組的編鐘，至中晚期發展為8枚一組。在戰國時期的曾侯乙墓中發現了3層8組共65枚編鐘。此次展出了西周中期3枚一組的編鐘，出土於陝西寶雞竹園溝墓地，還有西周晚期8枚一組的編鐘——中義鐘。

中義鐘出土於寶雞市扶風縣齊家村青銅器窖藏，一組8件形制、紋飾、銘文相同，大小相次。鐘體一面鑄有銘文，記載了中義作樂器編鐘，祈願家族興盛、萬年長存。

“如果說禮是從制度層面來規范人的行為，那麼音樂則從精神層面感染人心，凝聚共識。”龐雅妮說。

據悉，展覽將持續至11月17日，展期內將推出多場專家講座，深入闡釋中國早期青銅文明。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5年06月17日 第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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