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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展示“棒棒”的生活:为省8元多走10小时

2015年09月15日10:10    来源:中国青年报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最后的棒棒》:第一代农民工命运的缩影

   何苦在送货途中。照片为《最后的棒棒》截屏

   何苦和棒棒们在等活儿。左一为何苦 照片为《最后的棒棒》截屏

   租住的房屋被拆除,何苦和老黄当晚不得不露宿街头。照片为《最后的棒棒》截屏

   何苦曾经是优秀的部队宣传工作者,图为他在服役期间的工作照。 照片由何苦提供

  2014年1月19日,患有严重高血压的63岁的棒棒老黄,被一中年男子叫进房屋,要求他从蹲便器里掏出铝制的长柄勺。

  10厘米长的饭勺是舀狗食的,却掉进了马桶下水道,专业疏通人员也没辙。唯一的办法是用手取,房东自己不愿意干,便叫来了棒棒。

  老黄双膝跪在厕所的地砖上,撸起袖子将右手伸进蹲便器。“给多少钱?”趴在厕所地上的老黄停下手来,抬头问雇主。“你要多少?”急着上洗手间的雇主双手捂着腹部。

  “20?”“赶紧,赶紧。”老板没有压价。老黄取出了勺子。事后,他用香皂洗完手,房东连这块香皂都不想留,让他“丢了算了”。

  事后,老黄的徒弟何苦问他,为什么把手伸进马桶之后才谈价?他说谈价之时他的手已抓到了勺子,并确认能拿出来。

  “能取出来,也不费事,10元都可以干。”老黄对徒弟说,自己装出很费劲的样子,就是想要个好价钱,“本来想要30元的,但又摸不清老板做人的深浅,怕他再去找别人,所以只要了20元,20元已经不少了。”

  在何苦完成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中,有很多类似的场景。这部纪录片就像一扇窗户,透过它,可以最直观地知道:谁在做棒棒?他们为什么干这么劳累的活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的生活就像走向一个接一个的红灯

  透过《最后的棒棒》这扇“窗户”,可以看到:棒棒代表了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命运和奋斗。他们为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即使明知自己没有任何技能和知识,在城市缺乏竞争力,依然选择进城下苦力。

  他们奋不顾身地选择这种注定艰难的生活,必然意味着,此前他们的生活更贫穷、更无奈。

  棒棒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比如《最后的棒棒》的主角老黄——何苦在街上随机选到的老师。“他的生活就像在城市马路,赶上一个红灯之后,一个个红灯约好了似的等着他。”何苦说。

  1949年11月16日,老黄出生在重庆一个偏僻山村。他的童年记忆贯穿着饥饿、寒冷。改革开放后,他的日子才慢慢变好,每年都有余粮。1988年初,快40岁的他走进了一个有3个孩子的寡妇的家里——她需要种地的男人,他需要生娃的女人。

  这段未领结婚证的关系,却让老黄的生活再次陷入艰难。他俩有了孩子,她成为“超生游击队”;被罚款后,他债台高筑。

  为了还债,老黄成为中国第一批“农民工”,外出挖煤,把所有钱寄回“家”。3年后,他接到“速归”的电报,自己孩子的母亲即将和另一个男人结婚。女人无力独自拉扯4个孩子,身边需要男人。

  老黄就这样在43岁时重新沦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不得不再次外出挣钱,在重庆当棒棒。

  家庭的残缺注定了很多东西:3岁的女儿寄养在邻居家,后来迷上了网络,学业渐渐荒废;初中毕业后,女儿辍学去广东打工,两年后女儿怀孕了;在外孙子快满3岁时,老黄提议女儿分期付款在镇上买房。

  老黄拿出多年积攒的3万元钱替女儿交了首付,余款3年缴清,每年10万元。这个农村家庭从此发起了冲刺。赚钱和还债的压力让老黄不得不一直做棒棒,22年未曾间断。

  对他来说,活着就是面对命运一波又一波的打击。患有严重高血压的老黄生活得非常窘迫,在身无分文时,他只得和何苦一起,在街头的条凳上过夜。

  过年回家为省8元多折腾10小时

  劳力是老黄的唯一本钱,却并不值钱。不能“开源”,就只能“节流”。为了活着并资助女儿买房,他恨不得把一分的硬币掰成两半用。

  今年2月14日,距离春节还剩4天。清晨8点半,老黄踏上了回家过年的路。他穿着双开叉的深蓝色西服上衣,负责体面;外面套着一件牛仔马甲,负责保暖和保护西服。脚上穿着半旧的解放鞋,他原本是要穿皮鞋的,却担心走路穿坏了。

  他的行李不低于50斤。老黄的家离重庆100多公里,如果乘坐高速客车再转车,全程只需2.5小时,车费32元,这是大多人的选择。但老黄却选择了另一条路。

  他乘坐308路公交,到达鱼洞,然后继续转乘195路公交去珞璜。或许是老眼昏花看错了公交车站牌,他竟然拖着沉重的行李挤上了196路公交车,南辕北辙坐了好几站,只能下车再回鱼洞。一番折腾之后,再上195路,到达珞璜已经是中午时分。

  接近年关,公交车上挤得挪不动身。整整一个上午,老黄一直背着硕大的包,笨重的行李蹭得其他乘客一路责怪。

  到了珞璜,老黄登上大巴,驶向下一个中转站,下午3点才到。见到女儿后,草草吃过午饭,全家人再次启程,到家时已近黄昏。

  老黄全程车票开支24元——100多公里,转了4次车,节约了8元钱——为此却多折腾约10小时。老黄对此很满意,“农村人回家过年,时间不值钱,力气也不值钱,能节省8元就等于挣了8元”。

  找寻走散的雇主6小时只要10元

  尽管抠门到了极致,但棒棒们却并非见财眼开。何苦和“老师”老黄早有约定,第一个月当学徒,不参与分成,“同工同酬”从第二月开始。

  但第一天接活,挑涂料时收了10元,老黄现场就分给何苦5元。接下来,只要领到工钱,他都要第一时间分钱。“棒棒干的是力气活,不需要学习,大家一起流汗,不分钱内心不得安宁。”

  何苦坚持按约定拒绝。没想到,老黄悄悄地记了一本账,上面满是错别字,注明了每天接活的地点和金额,没有“业务”的日子画了圆圈,不会写的字用同音字或符号代替。一个月后,他找到了何苦,“这是你的血汗钱,我要是多拿一分,心里就很不舒服”。

  账本显示,一个月两人共挣了1034元。不会除法的他把等值的钱分放两处,最后完成了平均分配。

  一个阴雨天的午夜,一向早出晚归很有规律的老黄迟迟未归。他给一个小吃店搬家,随车去了沙坪坝,等公交回家时接到 “业务”,50多岁的男雇主撑着黑伞自顾自地一边走一边打电话,老黄跟着另外一把黑雨伞走了几条街,和雇主走散了。

  这不是老黄的“业务地盘”,道路不熟,不得不原路折返,却没有雇主踪影。老黄挑着两大包东西来来回回地找,依然没找到粗心的雇主。他只好在接货的地方苦苦等候。等了4个多小时,外套被淋湿,感冒了。

  因为有“前车之鉴”,他不愿意将物品交给警察,“干了活却拿不到钱”。他曾在挑布料时与雇主走失了,坐在石梯上等了一下午直到中暑。第二天一大早把东西送到附近派出所,他被带进了审讯室盘问了半天,差点被定性为“投案自首”——原来雇主当天就报了警,派出所以“棒棒拐走价值3000元布料”立了案,老黄付出了汗水,却没拿到工钱。

  等到晚上11点,感冒得撑不住的老黄不得不试图放弃20元工钱,把东西挑去找警察。可是,这一次,雇主却报警说60多岁的棒棒挑着他的两大包美容产品不知去向,报案金额1万元。

  半夜时分,老黄在警务站等到了雇主,正在着急的雇主非常感谢,坚持要给100元,但老黄只收下了约定的20元,“我挑着找你半天,你得加付我10元”,执意找回剩下的70元。

  去医院,“想想就心疼”

  2014年5月26日晚,老黄从自力巷53号的楼梯上摔落,脚跷在楼梯下沿梯板上,身子别在梯脚和墙角之间,呼吸很不顺畅。老黄被扶起来放到床上,身体软软的,如同一瘫烂泥。何苦拨通了120,还没来得及说出方位,原本像烂泥一样的老黄竟然如同被电击般从床上腾地弹了起来,伸手抢电话。

  老黄曾因为摔倒而上医院,检查花了一两千,“想起来就心疼。”第二天一大早,老黄又扛起棒棒干了两个搬家的业务。

  端午节后,老黄再次出事,舀水时,右半边身体再度突然发麻。何苦苦苦劝说,他勉强同意去诊所。

  “低压120,高压200,老人家,你的血管儿都快要胀破了!快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开不得玩笑哟。”凯旋路胡同的小诊所里,女医生表情凝重。

  老黄先是被医生的话吓了一跳,不过很快又不当回事,“就是血压高一点嘛,我觉得没得啥子大事,这几天都还挑得起一两百斤,嘿嘿。”

  “老人家,那算你命大不该死,血压没降下来之前,你千万不能干重活,不能摔跟头,容易脑溢血哟!”

  “我是个棒棒,没钱去大医院,你就给我开一点便宜的药嘛!”老黄亮出了身份,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女医生叹着气开出了药方,几种药片加起来不到30元钱。她再三声明,药只能暂时控制,可以救急但是救不了命,如果降不下来或者身体继续麻木,就必须去大医院。

  老黄觉得医生危言耸听,甚至根本不相信自己有什么危及生命的大毛病。他反复叮嘱何苦不能把医生的话告诉女儿。第二天,老黄依然扛着棒棒走进解放碑的人流、车流当中。

  “该拿的一分不能少,不该拿的一分不要”

  一天傍晚,当天只挣了18元的师徒俩正沮丧地准备收工,绰号“张麻子”的小老板找到他们,说要搬5架双层铁床,从四楼搬到街对面的二楼,每架5元,共25元。

  老黄和张麻子打过不少交道,知道对方特别精明。老黄进屋后,先不着急干活,当面认真清点。已经拆卸完毕的铁床零部件堆放得乱七八遭,老黄一点不怕麻烦,按照每架床的基本构成要素较真地清点。

  张麻子在一旁信誓旦旦:“要是多出一架,我就把它吃了”。老黄没有因为对方撂下的狠话而放松,他的认真很快就有了回报:果然是6架,铁证如山,张麻子只好干笑着把运费加到了30元。

  老黄一边捆绑床架,一边向张麻子重申自己的做人做事原则:“该拿的一分不能少,不该拿的我一分也不会要”。在楼道里搬运铁床特别费劲。搬运途中,老黄非常后悔接了这单业务,几次要求张麻子加10元,但是张麻子一直假装没听见。

  虽然觉得亏了,老黄依然坚持搬完,师徒俩往返3趟,耗时80多分钟,全身臭汗。尽管老黄不停地唠叨工钱太低,张麻子最终还是只给了30元。老黄似乎心有不甘,离开的时候死皮赖脸地“借”走了一把电水壶,张麻子也没好意思强行阻止。

  公平合理原则在棒棒的世界里无处不在。何苦和老黄一起挑30袋大米,第一次,老黄主动挑8袋,让何苦挑7袋;第二次,老黄就很自然地选择了7袋,心安理得地留给何苦8袋。“钉就是钉,铆就是铆。”他说。

  棒棒善良却被人诈骗

  今年2月底,老黄的朋友老杭回来了。老杭是《最后的棒棒》的另一主角。67岁的老杭是重庆南川人,曾和老黄并肩在五一路当棒棒10多年,被圈里誉为“自力巷二老”。去年11月,老杭因腿部骨胳酸疼肿胀离开了解放碑。

  为了摆脱贫困,老杭夫妻俩一起外出,老杭当棒棒,妻子在餐厅打工,却和同事好上了。孤独的他只能日复一日地做着棒棒,却时常遭受生活的戏弄。

  这些年,老杭先后4次被盗,其中3次损失惨重,最多的1万元,最少的2000元。一天晚上,他梦见钓起来很多死鱼,这个“感觉要破财”的梦让他担心起兜里的血汗钱。

  他一早就去银行,等待开门。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过来搭讪,两支烟后,他们从陌生人变成了南川老乡,再发展为本村的老乡。男人说他是“撤乡并镇”之前四队胡队长的儿子,老杭是三队社员,感觉几十年前与四队胡队长似曾相识。

  “胡队长的儿子”对老杭的境况深表同情,先说要给他找一个工地看门的工作,管吃管住每月1600元。后来,他又给老杭透露“内幕消息”,说最近在给65岁以上老人办“老年卡”,类似养老保险,每月领150元直到死。因为名额有限,政策没有公开,都被“有关系的人”瓜分了,现在只剩两个名额。他通过重要关系给父亲搞到了一个,今天就要去办登记手续。

  多少年来,老杭做梦都盼着养老保障。他第一次打车,和对方去工人文化宫,他付了17元车费,还花20元给“胡队长的儿子”买了一包烟。

  按照对方提出的手续费878.5元、工本费100元、人情费100元,老杭把1100元连同身份证都交给了热心的老乡,然后按照对方要求坐在院子里等,憧憬即将到来的新生活。

  半小时后,老杭按捺不住激动,偷偷趴到“办证大楼”的窗户去张望,发现只是一个麻将馆,“胡队长的儿子”早已不知去向。老杭的钱夹里只剩最后5元。

  心中有情,天天都是情人节

  自力巷里没有情人节,但是身在都市,棒棒也知道情人节。大石是棒棒,也是自力巷53号的“二手房东”,从老板中租下这房子,再转租给棒棒们。

  2月15日,几名棒棒午后闲聊,这是大家分享最新信息的主要平台。爱看报的棒棒河南率先把话题引到情人节,比如玫瑰花卖到几十元一支、多少酒店预定一空、今年的这种双节需要多少年一遇等。

  讨论让大石若有所思。何苦凑过去开玩笑,问大石昨天有没有给老婆买花?大石内疚地说,结婚34年,进城33年,老婆从青春少女到如今成为奶奶,从未像城市人一样收到过鲜花。年轻时送不起,现在没那分浪漫情调了。

  大石说,昨天的日子特别,听说19年才能赶上一回,下一回得等到2033年。看到很多人给老婆买玫瑰,自己也想买,但是太贵了,最便宜的也要一支十四五元,纠结半天没下手。

  看到大石一脸惭愧,大家七嘴八舌给他出主意。“不就是送个花吗?昨天的玫瑰是有点贵,咱们就哪天便宜哪天送。”老甘说。“今天就是棒棒的情人节,只要心中有情,天天都是情人节。”河南也在一边煽情。

  架不住七嘴八舌的煽动,大石动心了,“老伴跟他辛苦了一辈子,就算把兜里的钱花光也无所谓”。玫瑰已经大降价了,大石还是觉得贵,跑了好几家花店,最终以4元/支的价钱买了3支。

  手捧鲜花见到老伴,大石准备了一下午的词汇忘得干干净净。一句“老婆你辛苦了”,竟然也说得结结巴巴。老伴第一次收到丈夫送的鲜花,笑脸瞬间绽放,鲜艳如花。

  老伴在厨房对大石进行了“逼供”,问买玫瑰花到底花了多少钱?怕老婆开心的时候又心疼钱,他生平第一次跟老婆撒了谎,说买这些玫瑰总共只花了6元。

(责编:谷妍、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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