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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公布新规定:干部婚变等需5日内作书面报告

 为了监管干部在“八小时外”的表现,南京将对其建立“特别监督档案”。南京市委昨日公布了《关于防止干部选拔任用中“重能轻德”的若干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如果婚变、子女配偶移居国外,必须在5天内向组织书面报告。

2015年起,南京市在处级以上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基础上,将这一做法扩大到科级干部。

领导干部私生活出现情况,要向组织进行报告,这份规定也进行了细化。除每年定期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外,领导干部个人及家庭发生重要情况,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及时报告组织部门。其中,领导干部个人因私出国(境)应提前5个工作日书面报告;领导干部个人出现婚姻变化,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被追究刑事责任等重要情况,应在事发后5个工作日内书面报告。未报告或报告不及时的,视情节轻重进行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组织处理。[详细]

领导干部婚变需向组织报告由来已久

 早在1997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明确要求领导干部汇报“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2006年9月24日,中央对规定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印发实施《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其中第一条即“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2010年,中办国办再次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制度,并明确规定瞒报谎报将受纪律处分,不如实申报最严重可免职。

 根据中央精神,全国各地都出台了相应实施办法落实。为人们熟知的便是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几乎每年科级以上领导干部都会填写“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表,内容包含个人婚姻、子女、住房等基本信息以及家属职业、从商与否、出入境情况等等。

组织为何要了解领导干部婚姻状况,是否牵涉隐私?

 许多群众似乎并不明确,为何组织连干部隐私都一一过问,是不是管的太宽泛了?甚至个别网友直接将其定性为“不人性”、“奇葩的政策”。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言:“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由此可见官员的家庭情感问题并不属于隐私问题。

 

【辣评·对对碰】

 

正方聚焦:干部作为公职人员,是掌权者,大多存在包养情妇等腐败问题,干部婚变作书面报告可以规范其生活作风,对官员犯错做到提前防止和预判,具有积极意义。

 

     正方:婚变报告的“亮相”正当其时,是为干部“卸妆穿甲”

 于国于家而言,领导干部婚变报告制度的再次“亮相”都正当其时。领导干部若遭遇婚变,必须在5天内向组织书面报告的规定,正是要消出个别领导干部的侥幸心理,卸掉他们的虚假妆容,让其违法违纪行为裸露曝光。

 制度有“锋利”的一面,也有“温情”的一面。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领导干部已然是处于放大镜下的群体,个人婚姻情况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实施《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包括“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让组织了解干部最新动态,抢占舆论先机,为干部穿上了一副护身软甲。[荆楚网]


 

      正方:婚变报告是从制度上规范官员作风,是检验“官德”的试纸

 对官员“八小时外”进行监管,并非是“多管闲事”。比如,官员发生婚变,很可能意味着“后院起火”;官员子女配偶移居国外,表明其已摇身一变为“裸官”。特别是,官员发生婚变,大都与包养情人、贪污受贿有着关联。因此,南京推行官员“婚变报告制”,是从制度上规范官员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作风。要知道,生活作风好坏,是与工作作风成正比的,更是检验“官德”的一张试纸。[兰州晨报]

 

 

       正方:将婚变列入报告是对领导干部的一种前置监督方式

长期以来,对于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很多时候都是事后察觉。也就是说,只有在领导干部东窗事发后,才会曝出其在生活作风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此,对于领导干部的管理,没有做到前置和预判,对于其平时的反常举止没有清晰的认识。那么,监管方式一旦滞后,领导干部自身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待到警醒之时,后悔晚矣。

从这个方面而言,将“重能轻德”的想法进行改变,将婚变列入报告项目中,也是对领导干部的一种前置监督方式。一旦婚姻有风吹草动,到底是感情不和,还是另有隐情,领导干部应该予以解释和说明。假如,确实存在某些隐情,监管部门可以及时跟踪调查,看看领导干部背后到底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举动。通过这种方式,监管部门能够及时了解情况,掌握领导干部的思想动态和道德素质,真正做到提前介入。[法制日报]

 

反方聚焦:干部婚变属于个人问题,侵犯了个人隐私;这样的规定监管难,缺乏可操作性,监督制约作用不大,很容易变成走程序,让《规定》形同虚设。

 

 

       反方:婚变报告只是一种单向的反腐规定,监管难度大

客观来说,作为公职人员,领导干部的确应让渡一部分私权,这其中,便包括婚变这样的私事。毕竟,倘若领导干部婚变了却不报告,其重用妻子家人,在监管上的确存在很大的难度。而除此之外,值得公众担忧的还有:这样的“婚变报告”,说到底只是一种单向的反腐规定,对领导干部而言,抽检4%的做法,很难激发他们的“报告动力”,再加上谁来监管谁来核实的现实,“婚变报告”式新规,很可能只是观赏性规定。[光明网]

 

 

      反方:“婚变需五日内报告”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干部婚变等5日内书面报告给组织,这样的规定对官员的监督制约作用究竟有多大,是个未知数。

 笔者之所以不太认同“婚变需五日内报告”这样的规定,主要原因是它缺乏可操作性。十八大以来倒台的很多干部,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无论是“男贪官”还是“女腐败”,多数官员都没有婚变,即使是养情人、搞通奸,他们的家庭还算和睦。比如新年落马首“虎”——前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不仅夫妻关系没破裂,还有红颜知己,妻子甚至还为他升迁认了“干爹”。由是观之,干部婚变不婚变,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南方网]


 

      反方:干部婚变报告亦需注重隐私保护

 在推行这项制度的同时,公务员信息报备和隐私保护并非截然对立的,需要在制度设计时同等对待,统筹考虑,防止公职人员的个人信息因为向上级报备而被泄露。

 公务员也是普通公民,隐私权或私生活权利应该和普通公民一样受到法律保护。由于存在个人事项申报制度,在缺乏隐私保护机制的条件下,公务员的个人隐私极易从内部泄露出去,从而给公务员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千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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