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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夫妇东莞自建环保站促垃圾分类 遭打砸面临关停

2015年02月04日09:35    来源:中国青年报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台湾夫妇东莞自建环保站促垃圾分类 遭打砸面临关停

  嵇大昕在整理别人送来的纸箱

  嵇大昕给答对问题的小朋友发奖品

  谢仁贞在环保站工作

  经济基础稳固了,才有时间追求精神层面的富足。

  在富人扎堆儿的高端小区推行环保,成功的概率是不是会更大些?

  台湾夫妇嵇大昕、谢仁贞也是这样想的,可五年过去了,他们仅带动了两户人家。

  这还不算,20天前,他们的环保站被小区的人砸了,肇事者竟是一名律师。

  这些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台湾人嵇大昕、谢仁贞自建的环保站被人砸了。

  堆在门口的玻璃碎了,几盆花倒在草丛里,塑料椅子和扫帚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这样的宣泄似乎还不够,环保站的门板上,被红色水笔写上了几个脸盆大的“垃圾”,笔划歪斜,触目惊心。

  寻找破坏者并不困难,事发当天晚上,一名保安目睹部分经过:肇事者也是小区的住户,和嵇氏夫妇家住同一栋楼,是东莞当地的一名律师。

  “实在是太过分了!”“应该要他道歉!”得知此事的邻居替这对台湾夫妇忿忿不平。

  外人看到了环保站的伤痕,谢仁贞却看到了环保站的末路。

  五年来,这座本意面向整个小区的环保站,一直是只有两个人的孤岛。他们想尽办法,愿意涉足此间的人,却始终寥寥无几。

  “人们不理不睬也就罢了,现在做出这样过激的行为,我真的有点不能接受。”已经60岁的谢仁贞说,他们很快要回台湾过春节,“节后,环保站就要逐步关停了。”

  作为东莞市第一个小区环保试点,五年来,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它真的要就此“死去”了吗?

  生逢其时?

  环保站就设在东莞城纪城国际公馆小区偏门进去不远的地方,在一道灯火璀璨的长廊尽头,光亮照不到的地方。嵇大昕自己动手,用废弃的灯笼骨架和雨伞,做成了两只吊灯,引来了如豆的一点光。

  它算不上一间真正意义上的房子,只是就着建筑挑空处的三面墙,再安装一扇门板围起来的一处空间,面积不过六七平方米。

  但主人对这里很爱惜。废品塞满仓库一样的房间,却被归置得错落有致:靠墙一字排列着四个贴了分类标签的大桶,架子上的废纸箱折叠成摞,铝管、灯管用绳子捆扎起来,地面干燥整洁,空气中只能闻到院落里飘来的桂花香。

  环保站的诞生算得上“生逢其时”。

  2010年,恰逢东莞市环保局大力推广垃圾分类,政府计划以小区为试点,以点带面地带动整个城市;与此同时,国际公馆小区也在冲刺由环保局颁发的绿色社区。根据网上公布的评选标准,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和环保宣传,以及人文方面的环保活动,所占分值累计高达30分。

  两位老人当时还不太清楚这些,他们只是把这里当成晚年的一项事业。退休之前,谢仁贞就跟嵇大昕商量过,等以后时间充裕了,就专注于一项公益工作,一定要做好,当成事业来做。

  嵇大昕今年65岁,体格健壮,脸上总是挂着微笑,透着一股子活力。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和谢仁贞先后从台北来到东莞。那时,嵇在一家台资企业做高级主管,谢则自己经营一家食品厂。

  2008年汶川地震时,两人加入台湾慈济基金会。从此,只要一有时间,他们便时不时地去学校和敬老院做志工。

  建环保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们有过环保志工的经验,而垃圾分类是“门槛最低”“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环保站”的雏形就是他们的家。打从2007年搬进这个小区,他家的阳台上就一直摆着4个蓝色的分类桶。住在18层的邻居郭静瑜发现,每次收废品的人从他们家出来,总会带出特别多的垃圾。

  她当时觉得很好奇,两家人熟识后,在谢仁贞家的阳台上,她第一次看到有人把不同种类的塑料都分门别类,感到十分“震惊”。

  谢仁贞跟她讲了自己的设想:在小区里建一个环保站,身体力行地带动大家做垃圾分类、资源回收。郭静瑜觉得想法很好,甚至有种找到“知音”的感觉。她从小的家庭教育就是“不能浪费”“要爱惜东西”,自己组建家庭后,总是对一些“弃之可惜”的旧物产生鸡肋之感。

  她当即决定加入,成了小区五年来一直追随环保站的两户之一。

  得到物业划给他们的这块地方,夫妻俩开始马不停蹄地跑前跑后,设计架子的排列方式,添置环保站所需的物品。邻居家装修书房淘汰下的门板,他们高高兴兴地收下,作为环保站大门;别人家不要的塑料凳子,也被他们安置到环保站的角落里,准备给将来参与的人们歇脚;谢仁贞跟郭静瑜还一块儿捡了把被人丢弃在路边的长椅,配上一张旧桌子,摆在环保站门口,使这里更像一个颇具古典情调的茶座。

  他们不满足于“硬件”的完善,环保站正式挂牌之前,这对老夫妻还飞回台湾,在位于花莲的台湾慈济基金会总部接受了培训。

  在那里,他们和一百多号人挤在一间大教室里,看环保视频,学习国外的理念和做法,又到台北板桥的双河环保站观摩,系统学习实际操作方法。只参观这一家环保站,谢仁贞觉得不过瘾。她干脆以娘家屏东为起点,从南到北,跑了十几家大大小小的环保站“取经”。

  “世纪城环保站”终于正式挂牌成立了,物业很积极地帮忙筹办了一场启动仪式。他们后来经常强调,“世纪城”的名字和提供给环保站的那一小块地,是他们支持环保的佐证。

  启动仪式风风光光地举行了。地点就在离环保站不远处的社区“老年人活动中心”,一个四面敞开的建筑。地上铺着红毯,桌子上堆满水果和免费饮料,环保站还派发了自制的“福袋”(礼物),见者有份。一时间,连环保站外一米多宽的长廊里,都挤满了凑热闹的人。

  当时,物业代表还站在麦克风前做了简短的讲话,告诉大家:环保站的主要工作,是宣导和带领大家做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多多参与。人们热烈鼓掌。

  热闹过后,人群渐渐散去,剩下来收拾残局的只有老两口和前来帮忙的志工。谢仁贞有点儿小失望,但她相信:日子还长,人们最终总会被带动的。

  如她所愿,没过多久,一户“意大利先生加中国太太”的“国际家庭”加入进来,他们不仅常来环保站帮忙,还常常跟嵇大昕夫妇分享许多意大利垃圾分类的做法。

  老两口很欣慰,这么短的时间内,已经有两户家庭进来了。

  后来的五年里,一直追随他们的,也只有这两户。

  艰难生长

  谢仁贞本以为,早期做志工的时候,就已经习惯了社会对“不计回报的付出”所显现的惊讶。但环保站让她见识到更多的表情。

  在小区里看到手提垃圾袋出门的人,不管认不认识,谢仁贞跟嵇大昕总是要问一句:有做垃圾分类吗?这一次,听者的反应不仅仅是惊讶。

  “关我什么事?”“这不关我的事!”近乎相同的回答,区别在于,说这话的时候,对方是附赠一个白眼,还是丢来一脸不屑。

  他们居住的世纪城国际公馆小区是个富人扎堆儿的地方,主推户型是别墅,带私家车库和花园,外界的人和车想要进入,必须经业主确认,才予放行。

  “我以为能住在高档小区的人,素质总不会太差,推广垃圾分类应该会比较容易。”谢仁贞回顾过去,觉得自己“过于乐观”。

  “你对不认识的人去宣导环保,简直是自找没趣,你说做垃圾分类,人家会想,你是在搞传销吗,你是在卖保险吗。很多人都问这种话:你这个是诈骗集团吗?”

  “有个衣冠楚楚的先生告诉我:‘这个我不知道,这是我太太的事,是我家阿姨的事。’难道制造这些垃圾的都是他们家的阿姨吗?”个头儿不高的倔强老太太,气鼓鼓地说,“有的人就会说:我有交物业费、卫生费,这个事情不该由我来做。”

  面对面的宣导失败了,老两口只好去翻垃圾桶,希望能用行动感化周围的人。

  小区里的人最初完全没有任何垃圾分类意识。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的垃圾都混在一起,一包丢掉。

  嵇大昕常常蹬一辆自行车,单手扶把,另一只手拖一个小推车,在这个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的小区里,一个垃圾桶一个垃圾桶地扒,再用推车带回环保站,分门别类。

  “所有的垃圾都混在一起,里面可能有腐烂的食物,还可能有卫生间产生的垃圾,要在这些腥骚恶臭的垃圾里面翻拣可回收的东西,那种滋味你能想象吗?”陪父亲翻过一次垃圾箱的小嵇一想起来就觉得难过,“一个垃圾箱翻下来,手上的那股味道,感觉洗都洗不掉。”

  19岁的小嵇心疼父母的付出,痛恨一部分人的冷漠和势利。“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过来帮忙的,始终就只有那几个人。我爸妈年纪大了终究是要回台湾的,他们在这里推环保,是帮这里的人改善他们自己的环境,我想不通,为什么人们不但不领情,还要去环保站搞破坏,把东西乱丢?”

  郭静瑜记得,分拣别人丢过来的垃圾时,一打开袋子,烂菜生的虫子便呼地一下扑面而来,让她“心酸得想哭”。

  “嵇大哥、嵇大嫂他们两个太不容易了,那个小房间原来连电扇、电灯都没有,物业也不管。夏天蚊子多,他们就摸黑在那里工作。”郭静瑜说。

  过去几年,她每天都会到环保站帮忙。除她之外,便只有意大利人家庭的中国太太。之前,嵇大昕他们曾配过100多把钥匙,分发给对环保站显现出兴趣的人们,可最后,钥匙同它们的主人一样,不见踪影。

  不甘心环保站就这样沉寂下去,他们绞尽脑汁地搞了许多活动。小区门口的一个店铺空了很久,征得物业同意,谢仁贞借那块场地,以每周一次的频率举办环保分享茶会。

  夫妻俩和几个志工把房间收拾出来,玻璃、地面全都擦得锃亮。活动只坚持了三个月,谢仁贞最显著的感觉是:人越来越少。

  起初,除了普通住户,环保局、垃圾分类办和物业的人都会过来参加。再往后,政府和物业的人不来了。最后,人们以各种理由,不再出现。

  老两口又开动脑筋,觉得老年人时间充裕,一般也比较节俭,或许是个切入点。趁着早上晨练的时候,他们又开始跟晨练的伙伴们宣传垃圾分类的理念,请他们帮忙向自己身边的人推广。

  反馈来得很快,一位大妈告诉谢仁贞,她跟牌友说起这事儿的时候,埋头“修长城”的老太太们头也不抬地甩来一句熟悉的话:关我什么事啊?

  嵇大昕这边,本来已经有一位老大爷想要过来参与,结果被儿女拦下了。老大爷挺抱歉地表示:自己出来捡垃圾,会让孩子们脸上无光。

  并非所有人都对环保站不理不睬,只是,人们关注的点,在其他方面。

  趁着夫妇俩不在的时候,总有人拉着过来帮忙的志工打听:他们家是不是没钱,才去收废品?收这么多废品,一个月能卖多少钱?人们不相信,这两个台湾人不图点儿什么。

  “大家都是这个小区的业主,说句难听的,谁也不比谁没钱多少。”小嵇对此十分不爽,家里工厂经营得不错,在东莞也不只国际公馆一处房产。“我常常就跟我爸妈说,干脆把卖废品的钱留一部分贴补家用算了!”

  其实,只要走进环保站,就能打破一些揣测。环保站墙上的显著位置,贴了几张纸,其中一张是2014年度的收支明细,每个星期各类别的垃圾收了多少,卖了多少,月底的统计,全部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案。

  另一张纸上的内容,则具象了这些数据的意义:回收50公斤废纸,可挽救一棵20年的大树,世纪城环保站已回收4622公斤,相当于92棵20年的大树;回收一个铝罐,可节省3小时看电视的电能,世纪城环保站已回收1314个,相当于3942小时看电视的电能……

  到了年底,表格中的数字还会转化成一张支票,以世纪城环保站的名义捐给贵州、广东河源和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贫困学生。

  过去,为了醒目,谢仁贞总是把明细和支票回执贴在环保站外的牌子下面,但发现没用,根本没人过来看。

  “人们宁愿远远地观望,停留在负面的猜想,也不愿走过来了解。”谢仁贞有些懊恼。

  与探听八卦的热衷相比,对于嵇大昕和谢仁贞所做的事情,甚至于那个被树木掩映的角落,人们更倾向于保持一种礼貌而疏远的距离。

  有时候,看到有人站在不远处朝这边张望,谢仁贞都热情地会招呼对方:你过来啊,过来了解一下,来喝茶呀!结果,不招呼还好,一招呼,对方扭头就走。

  说起环保站,小区里几位正搓着两块钱麻将的老年人,不假思索地评价道:“环保肯定是好事啊,都是一个楼的,肯定支持。”

  “我家还送过垃圾给他们呢。”一位大爷用力掷出一张牌,说道。

  “你想打听环保的事儿,最好直接去问他们。”一位化着淡妆的大妈谨慎地朝环保站的方向看了一眼,又执着于面前的牌上,“我们说不出什么,年纪大了,好奇心没那么重了。”

  但说起环保站被砸的事情,一桌人却齐刷刷地抬起头:“真的啊?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呀?”

  没人知道内幕,八卦很快结束,所有人都默契地不再讲话。一阵凉风吹过,大妈裹紧了皮衣,继续鏖战。有关环保站的讨论,到此结束。

  屡试屡败

  在大人当中的推广失败了,通过孩子影响大人,有没有可能成功呢?

  谢仁贞想起了台湾那边的理念:从娃娃抓起,从小抓起。他们会影响和带动他们的家人。

  世纪城环保站有过小范围的成功案例,郭静瑜的两个孩子就经常跟着妈妈来环保站干活儿,回到家里,看到爸爸乱丢垃圾,还会大声指责。

  两个老人决定试试。他们请求物业帮忙,向业主群发短信,通知大家:环保站将义务开展环保教育活动。地点,还在挂牌典礼的举办地。

  他们再次铺上红毯,准备饮料和点心,志工还捐了一台投影设备。昔日热闹的景象在这里悉数重现,孩子们唱歌、跳舞、看环保动画、做环保游戏,答对问题还有玩具作为奖励,气氛十分热烈。

  这次活动过后,着实有一些孩子跑过来,跃跃欲试地想帮忙。才一跑过来,站在远处的家长们就开始喊了:“那边很脏的,不要过去,会生病!”然后快步过来,把孩子们拉走。

  “效果还是有的啦。”嵇大昕自我宽慰,“比如我们教小孩子那个‘环保十字口诀’:瓶瓶罐罐纸电一三五七,他们很快就记住了。”他伸出十个手指头解释:“瓶就是宝特瓶(饮料瓶)、玻璃瓶,罐是铁罐、铝罐,纸是废纸,电是电池,一是旧衣服,三是3C产品(数码产品),五是五金类,七是其他。”

  他每解释完一条就缩回一根手指,十字口诀说完,粗糙的大手正好握成两只拳头。这口诀是台湾在宣传垃圾分类时,为了方便民众记忆而发明的,分类分不清楚的时候,伸伸手指就能想起来。

  嵇大昕在环保站的一面架子上,收了很多旧文具。他舍不得丢掉,觉得小区里这么多孩子,或许会有人用得上。于是,那个架子总是越积越满,清空一拨又一拨,到现在为止,只送出去一个铅笔盒,郭静瑜把它拿到工厂办公室,当笔筒用。

  针对儿童的活动举办了三次,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少。到最后,小孩子们都是冲着玩具的环节来的,抢完玩具就跑掉了。

  在活动中,谢仁贞发现一个特点,孩子们在回答环保问题上,几乎都能说得一套一套,比如为什么要环保?孩子会讲得绘声绘色:“地球爷爷生病了,我们要从自己做起,保护环境,医治地球。”又比如,垃圾应该怎样分类?孩子会对答如流地说出“环保十字口诀”。但到了活动结束后,真正到环保站帮忙,或把废品送到环保站的孩子却少之又少。

  环保局和垃圾分类办一度邀请嵇大昕夫妇,到各种学校里,为老师和孩子们宣导垃圾分类,帮忙筹划学校里的环保站。

  整个东莞的小学,他们去了有十几所,还有一些,是学校直接把小朋友们拉到小区的环保站来。但“效果并不理想。”

  很多学校接受过一次环保教育后再无反馈,个别邀请他们回访并深入指导垃圾分类的学校,结果做得很一般,“隔了几个月再去看,回收的垃圾还是只有那么一点点。”

  谢仁贞还曾受环保局邀请,作为评委,参加中小学环保演讲比赛。一位老师声情并茂地讲完下台时,她问对方:你在学校里真的有带领小孩子做垃圾分类吗?老师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谢仁贞说:“那就是了。所以,我认为你的演讲很空洞。”

  环保局的工作人员也曾向谢仁贞表达出推行垃圾分类的无力感:“钱也花了,力也出了,人们就是不愿意去做。”

  “环保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事情,很多人觉得做与不做,似乎看不到什么区别,但这个是造福我们子孙后代的事情。就说这个饮料瓶,如果人们不去使用,或者回收利用,那工厂就不需要生产那么多,那也不需要开采那么多的原油,其实就是保护资源。”嵇大昕语重心长地说。

  作为台湾辅仁大学会计系的毕业生,嵇大昕同抽象的数字打了一辈子交道,但现在,他真切地感觉到周遭环境带给他的难题。主要是根深蒂固的“面子”在作怪。人们住豪宅,开豪车,过着与国际化接轨的生活。观念却没跟上物质的进步。

  “就比如砸环保站的那个人,他是律师,接受过高等教育,却认为环保站等同于垃圾站,因为扫了他的面子就动用暴力,试问,是什么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保留着土豪的心态?”那位律师之前就曾到物业投诉过,认为在高档小区建“垃圾站”会拉低整个小区的档次。

  在台湾,很多环保志工都是老年人。环保站同时是老年人的活动中心,儿女们早上要上班,就把老人带去环保站,那里有茶水和午餐,有时还会举行一些活动,带领长者们做简单的环保工作。年纪大的折报纸,年纪稍轻一些的则干点体力活儿。大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同样的模式在这里却无法实行。“很多老年人放不下身段,觉得捡拾垃圾很难为情。”

  大环境也不够“给力”。虽然政府一再宣传,真正实施起来,各环节却漏洞百出。国际公馆小区里也放置了蓝绿红黑四个颜色的垃圾桶,却没有标签,小区的垃圾车过来,也不过是简单粗暴地把所有垃圾一股脑倒进车斗,前期的分类,因此显得十分徒劳。

  台湾现在的做法是,每天派两部环保车进入居民区,一部车收厨余和卫生间的垃圾,另一部则按照周一至周五,每天收一种可回收的垃圾,比如,周一收纸张,周二收塑料瓶,以此类推。住户们需要将不同种类的垃圾放入不同颜色的垃圾袋,放错了就要被罚款。

  “意大利也是这样。”那位意大利人的中国太太告诉嵇大昕,当地政府每个月会提前把月历发给大家,上面注明某天收哪一样垃圾,提醒民众分类。

  嵇大昕心里依旧存着一丝乐观。经过这五年,小区里很多人开始把“感觉上能回收”的垃圾放在环保站外面。“这就是进步。”他说,“在台湾,一开始推广垃圾分类也非常难。后来,靠立法,由政府带头强制推行,才慢慢有了效果。这个过程也经过了二三十年。”

  他们还在尝试寻找能够触及人们心灵的办法。但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一次成功却也令人啼笑皆非。

  那是一出在一家工厂演出的环保短剧。短剧名叫《过奈何桥》,主要剧情便是:人如果生前浪费食物,死去之后,过奈何桥投胎转世之前,就会有许多大小鬼怪拦住你,让你吃光所有生前浪费过的粮食。

  自打这出迷信色彩极其浓厚的话剧演完,工厂食堂的厨余桶一下子空了许多。工人们再也不浪费食物了。

  自得其乐

  时间过去了近3个星期,砸环保站的律师依旧没有露面。物业说,每次打电话过去,对方总是说自己很忙。

  “他说电话里讲不清楚,意思还是觉得双方都有错。”物业无奈地说,“都是业主,我们也不能强迫谁。”

  嵇大昕的心情似乎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又是一个周一,好像士兵渴望战斗一样,他每到这天就显得兴奋异常,一大早,就把原本搁在环保站里的分类桶搬到了外面的长廊上。

  这一天,收废品的贵州人阿香会过来,统计一周以来的回收成果。但同时这也是一个星期当中,最为辛苦的一天。

  平日里,嵇大昕虽然每天都会来环保站整理,但小区的人们不断地送垃圾和旧物过来,整理的速度总是赶不上增加的速度,再加上志工带来积攒一周的可回收垃圾,周一的清理,是个耗时耗力的大工程。

  不一会儿,两个穿着慈济背心的台湾志工来了,嵇大昕找出两个塑料矮凳给她们。这些堆在小屋里的塑料矮凳终于等到了一周一次的用武之地。

  在小屋里翻腾了一阵,他掂着一个青花瓷的空酒瓶走了出来。

  “这个务必要宣导一下,这种材质是最难回收的。烧,烧不掉;埋,埋不烂。现在的商家过度包装,观念真的要改一改。”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不戴手套的双手早已经蹭得黑黢黢了。

  嵇大昕和谢仁贞平日里的分工很明确,他负责出体力,谢仁贞的职责主要在数量和金钱的统计上面。

  这几年,因为环保站的体力劳动,老人的腰围瘦了一大圈,啤酒肚也不见了,原本用来敲击键盘和握签字笔的手,变得布满干燥细纹。收废品的阿香常劝他:用姜水泡手试试。

  出出进进,郭静瑜时常看到嵇大昕满头大汗地在环保站门口干活儿。老人不辞辛苦的热忱让她很感动,除了行动上的支持,郭静瑜还出钱找电工,为环保站装上了电风扇,买了蚊香和花露水。

  她常常为两位老人慨叹:“他们那么努力地做一件好事,怎么就这么难?”

  嵇大昕有他自己的快乐,他和志工们一边干活儿,一边用闽南语聊天,爱开玩笑的老人说自己是蔡依林的师哥,只不过他毕业的时候,蔡还没出生罢了。

  不一会儿,胖胖的阿香骑着电动三轮车过来了,“收嵇叔这边的废品最省事儿,他分得最细。”

  银行账单信封上的塑料纸,他会揭掉,分别归类;硬纸箱连接处的铁钉,他也会抠下来,归到铁制品的桶子里。

  阿香被嵇大昕的细致所感动,收废品时总想给他高一点的价格,但嵇大昕不许。“他打听过,知道市价。”

  细致的分类相当耗时,平日里,他都要整理两三个小时,到了周一,往往会耗掉整个一上午。

  “每天都会有人来送。”谢仁贞说,之前过年时,他们回台湾前都会在环保站门前放一块牌子:主人回家过年,近期请不要送废品过来。结果,回来的时候,环保站门口还是堆得满满的杂物。

  “很难说,是人们已经有了资源回收的意识,还是真的当我们是收废品的了。”谢仁贞说,“我希望是前者。”

  说话的功夫,不远处一个穿着白色套装,气质很高雅的中年女士正在刷卡进门。嵇大昕压低了声音说:“那边就是那个律师的太太。”

  感觉到有人望着她,那位女士朝环保站的方向瞥了一眼,面无表情地转身进了楼门。

  “我希望他能够有个真诚的态度,并保证不会再做出过激的行为。”谢仁贞说,“我要的不是一句敷衍的道歉。”她担心,对方将来做出更加过激的事情,会伤害到志工和他们自己的安全。

  一阵沉默过后,嵇大昕的热情又高涨起来。阿香刚刚给废品称完重,这一周的量不算大,但几件旧电器起到了加分的作用。他们共计卖掉了227块,阿香照例多给了3块钱,凑成了整数,“就当我对环保的一份心意。”

  还是有人不解,问嵇大昕:“同样是捐钱给贫困学生,为什么非要用这样辛苦的方式?”

  “辛苦换来的钱,不是冷冰冰的,每一分钱都有百分之百的温度。”他说。

  清扫过后,嵇大昕转身关上了环保站的门。被人涂抹的“垃圾”二字还留着清晰的印迹,在那旁边,贴着夫妇俩自勉用的字条:用欢喜心付出,用感恩心投入,就不会辛苦。(张莹)

(责编:谷妍、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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