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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为什么离开《大公报》

2014年10月20日14:02    来源:北京青年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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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范长江

  范长江在《大公报》期间发表的系列通讯结集

  ◎刘宪阁

  此文很可能为范长江在获悉张季鸾去世后的第一时间在“非常震动”的情况下写就,文章谈到了一些以往讨论范长江离开《大公报》时没有得到足够注意的因素,以及一些虽然注意了,但尚未被恰当理解的因素。

  因上夜班与总编辑张季鸾起争端?

  1938年九十月间,范长江离开《大公报》,无论对其个人的记者生涯、政治成长,还是对《大公报》的自身发展,甚至对现代中国新闻史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事件。作为当事人的一方,范长江后来多次在不同场合做出过解释,尤其强调在抗战期间的党派等问题上,与报社和张季鸾存在“根本政治观点冲突”,甚至称之为双方关系走向破裂的“唯一原因”。

  这些忆述,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为人们所了解和接受。近些年来,随着各方回忆等相关史料的渐次披露,尤其是港台史料的获得,开始有人提出异议,并形成一些新看法。比如《大公报》时期的老同事徐铸成,就在《报人张季鸾先生传》等回忆中暗示范长江离职背后有人事纷争,特别是和当时负责汉口版报馆事务的王芸生有相当关系。而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则断然否认此事与其父有关。

  同为老大公报人的孔昭恺,则在遗作《旧大公报坐科记》中说,当时范长江参加编辑工作,但是“编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不来了。一天晚上,总编室里突然传来激烈争吵声,这是编辑部从来没有的事情”。随后范就离开了报馆,“到底为了什么?对我一直是个谜”。

  这个谜底,有研究者发现或许可以从1949年后赴台的《大公报》票友记者陈纪滢的相关忆述中找到部分解答。据称,范长江只值了两天夜班就大发牢骚,对王芸生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张季鸾对此十分生气:“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做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也是在这本《抗战时期的大公报》中,陈纪滢还谈道:解聘范长江,近因虽由“不能出卖健康”起,但肇因却是他的“品德有亏”。这就涉及范长江与国民党将领刘汝明的恩怨。据称张季鸾了解情况后,“大为光火:《大公报》派出去的人,焉得能有‘敲人竹杠’的嫌疑?”再者,“‘招兵买马’岂是一个记者分内之事?且事前报社当局毫不知情!”当然,研究者对这些忆述也并非没有质疑。比如一个常见的理由,就是基于陈氏一贯的反共立场,认定其言不足信。

  有感于一些流行的说法不太准确,范长江之子范东升2007年夏亦曾在搜狐博客发表系列文章,其四即专为解释其父离开《大公报》问题。他直言,“父亲在政治上的选择虽然是理性的,但是离社的直接原因却是意外的”,而且“绝对不会是上不上夜班这么简单的”。

  在此前后,《大公报》研究专家吴廷俊、民间历史研究者傅国涌等,亦根据多种资料,从各自角度剖析了范长江何以离开《大公报》的问题。比如日益复杂的人事环境、冲动激烈的性格特点、报社是否删改过文稿等。

  这样一些探讨,显然有助于深化对范长江离开《大公报》问题的了解和认识。但也需要指出,无论在具体的史料运用,还是一般的立论解释上(比如谈到范长江与《大公报》当局的政治分歧时,往往没说清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分歧),都有可以进一步展开的余地。

  此外,有些重要史料如日记、信函乃至档案等尚待发掘,而且即便是常规史料,也依然有待于进一步搜集和拓展。比如抗战初期曾经多次和范长江一同行动过的老报人曹聚仁之相关忆述,就鲜见研究者注意。

  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道路”两人看法不同,此点似为以往研讨所忽略

  范长江自己留下的一些材料,也尚未被充分注意和运用。比如1941年9月8日在香港《华商报》第三版灯塔副刊发表的佚文《悼季鸾先生》,就是如此。

  《华商报》为皖南事变后转移到香港的范长江参与创办的一份报纸。因为是晚刊,所以这篇《悼季鸾先生》最晚应在8日中午报纸付印前写成。而张季鸾是1941年9月6日凌晨病逝的,随后消息才传到香港。考虑到这些,范长江很可能是在获悉张去世后的第一时间,在“非常震动”的情况下执笔成文的。

  细读之,其中实不乏率真性情的流露,对张季鸾亦无强烈的政治性批判,甚至颇多赞词。

  范长江在文末还建议《大公报》报馆同仁,将季鸾先生的生平言行“辑成专书,公诸社会”,以便为“中国近代新闻史和中国政治发展史提供一种重要的参考”。相对于他后来随着社会历史变迁而形成的各种忆述,这篇第一时间写下来的文字,更能反映他对季鸾先生的真情实感,而少雕琢与修饰,颇具参考价值(考虑到当时所处的抗战情势,以及追悼文字要为逝者说好话的特点,此文的若干表述也并非不可以进一步讨论)。

  更关键的是,文章谈到了一些以往讨论范长江离开《大公报》时,没有得到足够注意的因素,以及一些虽然注意了,但尚未被恰当理解的因素。

  关于前者,主要是指抗战爆发以来,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道路”范长江的看法与张季鸾有所不同。而此点似为以往研讨所忽略。比如2010年夏在北京大学的一个研讨活动中,吴廷俊教授点评拙稿时即颇有感慨:以前没太注意从这个角度考虑过。

  实际上,这个时期的范长江,毕竟还是一个报人,也写过大量关于抗战爆发后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新闻政策,以及新闻媒体和从业者应该如何组织起来谋求发展乃至更好地救国救民等问题的文章。这一点,只要看看《范长江新闻文集》,以及蓝鸿文先生辑录的失收于文集的那些文献,当不难明了。至于他和张季鸾在新闻观点上的共识与分歧,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但至少在这篇追忆文章中,他对两人的分歧亦有非常简洁的概括。按范长江的记述,张季鸾常说:“我们作新闻,应当总报喜不报丧!”而他恰恰不这么认为。

  作为战地记者,范长江在前线和各地固然看到一些令人振奋的方面,但也发现有些不那么光明的问题。他非常希望能在报端将后者也披露出来,以寻求问题的解决,最终以利抗战。这一点,从他当时为辑录《西线风云》所写序言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如果只写写战报,如张家楼李家庄一类的事件,以为就尽了新闻记者的责任,那是大错特错。我们必须注意到各部门,而且要尽量研究各种新的现象,要求得出正确的答案。还应当勇敢地使真相能够传布,使我们每一次战争不是白打,让广大读者接受血的教训,作为争取下次胜利的桥梁。”

  1941年8月(恰逢张季鸾病逝前),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第八个记者节,范长江在香港写了一篇《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记者》。其中写道:“我们新闻记者说话,责任重大,万万不可昧了良心。是好说好,是坏说坏。即使环境困难,可以少说甚至不说,万万不可颠倒是非,误己害人。”当时国民党方面极力宣传“中国已经是民主国家”,范长江以为这类言说显然是假话,因此提醒记者朋友们“下笔时务请三思”。新闻记者应该注意为国家民族尽到责任,对此张季鸾当然没什么异议,但是在一些具体做法上,则另有意见。尤其是抗战爆发后,他不太赞同像范长江所主张的那样毫无保留地发布真相,尤其是发表一些内容有暴露性的新闻报道。他一再告诉范长江:“我们是在作宣传,不是写历史!”

  “关于中国政治的前途”,二人也有分歧

  除了这种以往尚少注意的新闻观点的分歧,《悼季鸾先生》也提到了另一个因素即政治问题,或者用范长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关于中国政治的前途”。

  这一方面虽然也为不少研究者如王芝琛、王润泽等所注意,但近年则不断受到各方诟病甚至质疑,认为这完全是他事后的拔高和美化,而非历史事实。其实这些都没说到点子上。各方争议或者分歧的焦点,毋宁还是在于如何回到历史的情境中,恰如其分地理解范长江笔下所记述的他与张季鸾在政治观点方面的分歧或者说冲突。

  1949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在《我的自述》等里面所写到的政治分歧或者政治冲突,按范长江本人的意思,很大程度上是为他自己辩护,亦即是说作为共产党人(尽管是离开《大公报》半年多后才加入的),他站在了与张季鸾和《大公报》不一样的政治立场上;而张季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显然是被理解为与国民党人的政治观点更为接近,甚至秉持着与国民党人完全相同的政治观点的(尽管这并非事实)。在这个意义上,一些研究者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

  但是,也不能忽略另一方面的事实:范长江和张季鸾在政治方面确有分歧。一些否认有政治分歧在内的观点,表面看是对范长江强调其当时已具有和共产党人一样的先进觉悟的怀疑,其内里则隐含着对基于革命史或政治史范式的新闻史研写的本能反感和警惕。

  作为个人,在主观上可以不去谈政治或者碰政治,但只要生活在社会里面,政治难免不影响到他。而在现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大背景下,显然更是如此。所以,尽管新闻人也要力求遵循客观,甚至恪守新闻专业理念,但他们讲政治,或者有政治观点,亦很正常(问题只是如何在个人看法和职业要求之间寻求并保持平衡)。

  正如范长江在怀念文章中所说,西安事变后,他和张季鸾“因为对若干重要问题之看法,渐有出入”。从上下文看,他所说的“若干重要问题”之中,显然也包括了对“关于中国政治的前途”之不同判断。也正因此,张季鸾去世后,范长江才会说,他本来非常希望“拿武汉会战以后三年来的事实,作为继续讨论我们三年前不同看法的基础”。这也足以表明,范长江与张季鸾在若干政治问题上看法的确有所不同乃至有所分歧。

  不过须注意的是,这种不同或分歧,相当程度上应该视为在当时战争环境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为了如何更好地爱国、救国和报国之间的分歧,而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是后来很多人所理解或想象的那种国共对立意义上的政治分歧,更不是说范长江当时已经明确无误地像后来那样具有鲜明的甚至成熟的共产党人的政治觉悟或政治观点。

  按照范长江后来的忆述,他和张季鸾产生严重政治分歧乃至最终走向决裂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因为那篇《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那时蒋介石已经开始酝酿提出只能有一个国民党、一个三民主义和一个领袖蒋介石,而不许有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存在,也不许有共产主义,更不许承认其他人尤其像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人是领袖。在抗战军兴的情况下,一贯秉持“国家中心论”的《大公报》同仁,毋宁是认同乃至拥护蒋介石的这种主张的。

  两人最终走向决裂,因为一篇没能发表的社论

  不过,和当时一些年轻人一样,成长中的范长江并不像报社负责人张季鸾等这么看。当时报社很看重这位正冉冉升起的名记者,并且为了进一步锻炼和培养他,还让他参加一些社评的写作。范长江就写了一篇社评稿,亦即《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主张各抗日党派民主团结,反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

  但是,和蒋介石与国民政府走得比较近的张季鸾,则不同意发表这篇社评,并要求范以后要“以《大公报》的意见为意见”。考虑到张季鸾和《大公报》的一些习惯做派,他们这样说和这样做并不奇怪。因为张季鸾等一贯坚持,《大公报》的社评是代表整个报社,而非个人的意见,对外反映的是《大公报》的整体形象,所以才会有“以《大公报》的意见为意见”的说法。但这并不是说,报社记者在社评以外的日常活动中不可以有个人看法。而范长江的理解似有不同,在他看来,这无异于要自己放弃立场,特别是放弃同情乃至赞成共产党的态度。对此他无法接受,坚决反对,并把这篇文章拿到外面,给了当时发行量很大、由邹韬奋主编的左派刊物《抗战三日刊》去发表。

  《抗战中的党派问题》发表于1938年1月,范长江离开《大公报》则在当年九、十月间,相差大概八九个月。所以一些研究者注意到,如果说他真是由于这次冲突而离开,似乎说不过去,因为至少两者之间在时间上相去甚远。即便不考虑这一时间差,仅以文中涉及的党派问题论,他当时的看法其实不但与张季鸾有分歧,甚至和共产党人也不尽一致。这一点,只要看看1938年2月25日毛泽东给他的回信,即可明了当时范长江和共产党人在政治见解上还有多远的距离。

  1938年1月3日,范长江写了一封信,并托回延安的人带给毛泽东。信的具体内容不详,但从毛泽东的回复中,不难推测其大概。复信说:“先生(指范长江)提出的问题都是国家重大问题,要说个明白,非一封短信可了。”但毛泽东也指出:解决问题的主要一点:“即是真实地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因为现在共同说并共同做的东西已有了许多,从实行抗战到若干民主自由都是,“但是还没有全部东西,还没有从共同抗战到共同建国的全部东西,并使这个东西为国共两党及全国各界所实心承认并实心求其实现”。毛泽东明确告诉范长江:“如果有了这个东西,而且实心承认了它又实心求其实现,那先生所提问题的全部便都获得解决了。”

  从毛泽东的回信中不难推测,此时的范长江显然还不太了解,甚至怀疑共产党的一些方针、政策、主张,更不具备像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这种比较现实的政治眼光。在国共合作、军队问题以及民众与当局的关系等问题上,他还是比较书生气,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幼稚的。比如他认为:“今日中国国内政治开宗明义第一之问题,为由政治与法律观点确定党派关系,究竟国民党以外之各党派今后对于国民党在政治上法律上占如何地位。”

  即便在范长江离开《大公报》、创办国际新闻社以后,国民党方面当时也只是认定他思想“左倾”。甚至直到1942年9月,入党已达三年之久的范长江所写的个别新闻作品,在毛泽东看来也还是不太了解共产党的“目前政策”,不适合在《解放日报》及延安广播上发表。换言之,组织上已入党的范长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还远未如后来那般成熟。所以,范长江和张季鸾在若干政治问题上确有分歧,但亦绝非后来范长江本人以及一些研究者设想的所谓国共分歧那么简单。因为很显然:直到离开《大公报》以前甚至离开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范长江在政治思想和政治觉悟上,和真正的共产党人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同样,张季鸾在政治上也是有所主张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所代表或反映的就是国民党的政治观点——尽管因对日抗战的特殊情势,他基于一贯的“国家中心论”主张,默认了国民党和现政权的正当性。

  综合而言,关于范长江离开《大公报》,在事发那一晚确有其突发性,考虑到他冲动激烈的性格特征,可谓尤其如此。不过其他一些因素的逐渐积累和发酵也不能忽视,比如微妙紧张的人事关系等。与此同时,新闻理念的差异确实存在,而政治观点的分歧亦不容忽视。简单地否认范长江离开《大公报》是基于政治方面的理由,就和一些研究者所极力反对的那种不加辨析地认同他后来相关忆述的看法一样,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悼季鸾先生》这篇佚文为比较完整地理解和把握范长江离开《大公报》问题乃至那段相关的新闻史,提供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鲜信息和别样视角。

  本文作者刘宪阁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现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现代中国政治与新闻传播史。

  本版供图/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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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静、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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