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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选江泽民接班内幕:揭二人师生情

2014年08月21日11:58    来源:人民网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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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礼是在天上举行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浪漫情怀。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飞机孤寂地盘旋,机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着已经化做灰烬的伟人。他的亲属、生前好友、党的高级官员守护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后面,只等舱门开启,便一把骨灰,一把鲜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鲜花,纷纷撒向蓝天,让它们随风飘去,落在海中。毛泽东的后人把他留在天安门广场上,让后人世世瞻仰;邓小平却让自己葬身大海,从此杳无踪迹。在我们的记忆里,只有他所信任的和信任他的周恩来,和他同在一个境界中。

  飞机载着生者缓缓着陆,卓琳走下来,步履迟缓,身上一袭黑色丧服是特别制作的,这证明她对这天的仪式万分珍重,但是她只用简单的几个字就把围着她的记者打发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普通百姓的智慧也许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刻。在江泽民为他的恩师致悼词的时候,他们未在当场,只不过坐在遥远的地方,紧盯电视机屏幕,竖耳聆听,一下子就听到弦外之音:“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采取安抚政策,缓和某些剑拔弩张的社会情绪,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对中南海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但是这段话还是成为当时最富有刺激性的话题之一。

  有人说,“左派”是今日我们国家中最团结、最顽强的一个政治团体,这是有一点道理的。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正在为邓小平的去世额手称庆,但是却有足够的事实证明,只要邓小平还在人世,他们就没有机会反败为胜。他们是被邓小平指斥为“理论家”、“政治家”的一群人。过去这些都是尊称,很荣耀,自从邓小平1992年说了那些话,这称谓中就加了贬义,黯然失色。这些人本来都是异军突起的,青云直上,忽然间形势大变,仕途无望,只好改换门庭,纷纷投身到那些可以理解和容纳他们的地方。

  老实说,出现这种局面,实在不能怪“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不争气。那一段时间,不少曾经最活跃也最出名的人,陆陆续续地,差不多都收到“不再担任”的通知。某人离开中央宣传部,某人离开了人民日报社,某人离开了国务院研究室,就连那个大人物也好长时间不出来号召大家“寻找毛泽东”了。

  然而这些人并没有绝望。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之后,他们实际上生活得都挺不错,没有散伙,也没有像“右派”们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屡屡遭遇的那样,被下放到遥远的乡下或者边塞。想当初他们批判政治对手的时候,从来不会有丝毫怜悯之心,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就不算完事,现在看到自己虽然落在下风,却还能够安居乐业,就不禁在心里窃笑。他们在京城的某个地方待下来,养精蓄锐,搜集着“1992年以来”(这是他们后来公开的一系列文章里特别爱使用的时间短语)危害国家安全的种种异端邪说和危险倾向。中国有个寓言,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的是失意者不要沮丧,得志者也不要张狂。这古老的智慧在今天正好给他们以鼓励。不错,他们失去了位置,失去了权力,但这正好可以让他们什么也不干,专门盯着那些干事的人。他们眼光天生敏锐,又有在政治角逐中化险为夷的丰富经验。过去五年里,他们就这样卧薪尝胆,苦苦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就如同一个优秀企业家总是能够在市场天地里找到制胜的先机一样。

  “左派”这个称谓和它的实际含义,西方人是一定搞不明白的。因为在他们那里,“左派”都是坚持最激进的政治主张的一帮人,“右派”则趋向于保守主义。在中国,过去也是如此,可是最近20年,情形渐渐反过来,“左派”成了坚持旧制度、反对变革的代名词。

  1992年以后,拥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们跟政府携手合作的时候,“左”的人们却保持了距离。现在,世间已无邓小平,潜流涌到表面,形成新一轮纷争。公开的行动是由一个名叫冯宝兴的人引起的。1997年春天,他在最新一期《中流》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词锋犀利地质问《与总书记谈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本书是半年前出版的,数以万计看到它的人,都发现它的书名和它遭遇的“质问”一样给人悬念,因为它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同江泽民总书记有过一番面对面的交谈。而实际上,作者只是在凭借江泽民的公开讲话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出版者冠以“谈心”之名,也许想让总书记的思想看上去亲切可人,也许是在期望以此吸引更多的读者,当然也有可能具有商业方面的企图,所以如果有人说它名不副实甚至哗众取宠,都不算过分。不过,冯宝兴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政治的是非。他说此书“提出了一个不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为必要条件的‘新社会主义观’”,是一个与党中央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中国人多少年来习惯于把对思想的批判转向对人的批判。令人奇怪的是冯宝兴放过了书的作者,而将攻击矛头转向序作者。“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领导同志作‘序’”,冯写道。他不能理解,“对这样一部包含有与党的一贯主张相对立的书,为什么会受到这位领导同志如此之高的赞扬”。这话口气还算委婉,也没指名道姓,但显然是在暗示,这个作序的人有可能是这一“理论纲领”的幕后策划者。读者看到这里,不免吃惊,因为那人的姓名在书上写得清清楚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此人身材不高,锋芒毕露,喜欢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既批评“左派”,又批评“右派”,善于在党的理论中掺进自己的主张,同时也信奉“我不赞成你,但我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这类纯粹自由主义的主张。自从保守主义的“理论家”在1992年以后销声匿迹,他就成了北京意识形态舞台上一个挺活跃的人物,身边围着不少思想活跃、政治主张激烈的年轻人。现在半路杀出一个冯宝兴,让不少人都在猜测刘吉是否犯了错误。如果是,那就一定是“政治错误”。

  然而有“政治错误”的人还不止一个。在这同一期杂志上,就把张贤亮和刘吉并列了。张在8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的岁月里是个挺有名气的作家,其作品前所未有地刻画了专政下“右派分子”所遭遇的生理和心理的磨难,可是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总是有争议,现在,他又罪上加罪了。刘贻清在《中流》上撰文说,张贤亮在诅咒党中央。这在中国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倘若证据确凿,张就有可能被逮捕收监,甚至和他笔下那些悲惨人物有着同样下场。

  刘贻清的证据是张的小说《无法苏醒》。它发表在1995年第5期《中国作家》上。主人公名叫赵鹫,像张过去描写过的人物一样,是个“右派”,并且为此坐了十年监狱,后来却又奇迹般地成了数项专利的拥有者和一个卓有成效的企业家。就在人们对他刮目相看的时候,他却自觉自愿地回到监狱,因为他要补足过去自己还未服满的徒刑。看来这个人的精神有些问题。有一天他终于要出狱了,却发现外面一片混乱,标语如海,上面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把赵鹫揪出来”等等革命口号。20多年以前的情景顿时浮现在眼前,赵鹫想,“完了,‘文革’又来了”,然后昏倒在地,从此无法苏醒。张贤亮讲了一个荒诞故事,也许他在影射9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种被扭曲的社会心理、有一种复旧思潮。这一点为刘贻清格外关注。后者写道:“张贤亮妄言改革开放已然倒转,极‘左’的东西也已回潮。说穿了,这矛头主要就是对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或者诅咒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能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或者诬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搞极‘左’,要否定改革开放路线。除此二者,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

  这样的批评要是放在20年前,大家都不会觉得意外,可现在是1997年,就让人不免惊慌,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变,于是翻回来仔细研究这本杂志。《中流》一向以捍卫马克思主义为己任。这是一个挺庄严的理想(有人后来挖苦地指出,这刊名的含义不能符合创办者的初衷,因为“中流”二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意思其实是“水流的中央”,他们的本意大约是想做那屹立在滚滚逆流中岿然不动的砥柱山,所以应该把他们批判的那些人叫“中流”,把他们自己的刊物叫《砥柱》才对),只是出版多年,影响不大,这一次因为有了这些文章,像“理论纲领”、“诅咒”、“诬蔑”之类的用词格外尖锐,又是指向成名人物,所以让人不免顿生疑窦:莫非邓小平尸骨未寒,意识形态的争斗就卷土重来?

  令人不安的迹象越来越多。涉嫌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名单,也越来越长,根据一篇文章点出来的名字,至少有39人。这篇文章在这个春天里出现在京城,以传单方式公布,到处流传,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作者静心研读报刊,但凡发现有“自由化”嫌疑的言论,便摘录下来,终于有了结论:从1992年开始,“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四项基本原则展开了猛烈的反扑。而各级党委此时却停止了组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得以自由发展”。又开列“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若干条,还把“自由化言论”的所有者记录在案。按照先后顺序,这些人有:李泽厚、王德胜、陶东风、王若水、王岳川、王蒙、刘军宁、董辅礽、刘伟、樊纲、于光远、刘吉、厉有为、周昭、胡德巧、彭致圭、张厚义、许宏业、刘迎秋、刘新宜、钟朋荣、张维迎、王珏、王山、刘平清、张宇、晏智杰、梁小民、胡绩伟、袁红冰、许明、张文显、浦兴祖、远江、茅海建、李慎之、吴祖光、曹思源、邓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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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娟、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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