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咸陽坡劉村M2 出土演奏豎箜篌樂俑、西安等駕中村M3 出土騎馬鼓吹俑。 　　李 博供圖

　　十六國北朝時期，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據崤函之固、擁沃野之饒，又控扼絲綢之路東端，成為競逐與會聚之地。匈奴、氐、羌、鮮卑等族群相繼在此建立政權，他們在承繼中原禮樂傳統的同時，也把西域胡樂引入上層社會與郊廟祭祀，形成“以胡入雅、胡風漢韻”的獨特音樂風貌。然而，這一時期樂制沿革的記載向來簡略，近年來，關中地區大批十六國至北朝墓葬中樂俑的出土，為復原當時的樂隊組合、樂器嬗變提供了珍貴資料。

　　關中地區已發現的十六國至北朝墓葬中，出土樂俑者已有數十座，集中於咸陽原、鳳棲原、少陵原及高陽原一帶。各類樂俑總數400余件，包括奏樂的伎樂俑、軍儀出行的鼓吹俑，以及不持樂器、隻作唱念或擊掌等姿態的姿態俑。

　　咸陽布裡村前秦早期墓葬M63共出土樂俑31件，其中伎樂俑所持樂器分吹、彈、擊三類，吹奏類有排簫、笙、笛，彈奏類有琵琶、瑟、箏、筑，擊奏類則均為鼓﹔姿態俑或說唱，或擊掌，或領奏，與奏樂者共同構成完整的表演場景。透過這一組合可見，十六國貴族階層音樂文化中，商周至西漢時期常見的鐘、磬等禮樂器已徹底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絲竹管弦樂器，而箏、瑟等中原樂器仍居要位。此種以絲竹管弦之樂為主、華夏舊器為骨干的格局，延續了漢魏清樂傳統。《隋書·音樂志》雲：“清樂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來舊曲……此華夏正聲也。”由此看來，十六國前中期關中貴族宴享並非一片胡聲，而是以中原清商為主體，這正與文獻所載前秦、后秦統治者重漢制、修禮樂相呼應。

　　不過，這一脈華夏正聲並未在關中長久回響。后秦末年至北魏時期，情形為之一變。西安草場坡M1、洪慶原梁猛墓、等駕中村M3諸墓中，隨葬樂俑多以鼓吹俑為主。

　　鼓吹何以代伎樂而起？變局之根由，或許仍在政權更迭與戰亂流離中。后秦末劉裕入關，收其樂工伎人南渡，關中宮廷漢樂自此元氣大傷。至北魏既都平城、復取關中后，殘余樂人雖被北徙平城，然鮮卑統治者“樂操土風，未移其俗”，軍中鼓角之樂漸居上位，鼓吹遂成北朝墓葬主調，成組伎樂俑則幾近絕跡。

　　關中十六國時期的音樂文化並非孤立發展，區域交流在樂俑中有跡可循。角類樂器便是一例。胡角在關中北朝樂俑中頻頻現身，成為鼓吹儀仗中的常見樂器。現存漢魏時期的音樂圖像中卻極少見到角的蹤影。這一反差暗示：角並非中原樂舞的固有成員。宋人陳旸在《樂書》中記載“銅角，高昌之樂器也，形如牛角，長二尺”。高昌處於河西通往西域的要沖，與關中存在持續不斷的軍事與人口往來。角可能正是伴隨十六國時期的戰爭所引發的人口流動而傳入關中，並廣泛用於軍樂鼓吹。

　　無獨有偶，與角同屬鼓吹系統的掆鼓，也透露出同樣的信息。西安等駕中村M3出土的掆鼓，其形制與演奏方式同甘肅高台地埂坡魏晉墓M4壁畫中的掆鼓近乎相同，印証了關中與河西之間的音樂互動。角主吹鳴、掆鼓司擊節，二者一吹一擊，其早期形態均可追溯至河西、西域一帶，這恰為鼓吹代伎樂而起這一現象提供了注解。

　　無論是高昌之角，還是龜茲之豎箜篌，其東傳都與呂光西征事件密切相關。《太平御覽》載“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樂，記有豎箜篌”。咸陽坡劉村M2出土演奏豎箜篌樂俑，是迄今關中地區十六國時期樂俑中僅見的一例，為以豎箜篌為代表的西域樂器東傳路徑補充了關鍵一環。

　　回望這段歷程，關中地區十六國北朝音樂文化並非“漢樂衰、胡樂興”的單向替代，而是層層累積的演進。漢魏以來的中原音樂並未因戰亂而斷絕，異域樂器亦隨人口遷徙、絲路交往不斷涌入關中，不同地域、族群的音樂因素長期碰撞、彼此吸納﹔新樂器與舊有傳統重新組配，呈現出獨屬於那個時代的嶄新面貌。關中樂俑所呈現的，正是不同文化相遇之后的吸收、轉化與再創造。

　　《 人民日報 》（ 2026年10月31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