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沙中，那一行行挺立的泡桐

六月的蘭考，滿眼蔥翠。

一排排高大樹木，矗立在阡陌溝渠、村庄田野。尤其麥田中間，見縫插綠，栽種著不少泡桐。林在糧田中，糧在林木中。

官方認証，蘭考已是“森林城市”。親眼所見，絕非虛言。

“滿天飛黃沙，遍地不生綠”曾是蘭考的真實寫照。一度，風沙揚起，埋沒一片庄稼，一畝地收不到40斤麥子。1962年冬天，老縣委書記焦裕祿來到蘭考時，就是這樣的場景。

人不能讓沙憋死。焦裕祿帶領干群查風口、探流沙，種植泡桐，筑堤修渠，改良土質。自打那時，蘭考種樹常抓不懈。漸漸地，樹多了、林大了，風小了、沙停了，“風沙、內澇、鹽鹼”三害沒有了。

讓人沒想到，生態好了，還有意外收獲——

當初防風治沙栽下的泡桐，如今成了蘭考的“綠色銀行”。一棵棵開著花兒的泡桐樹，竟是制作民族樂器良材，正為蘭考帶來豐厚收益。

要除“三害”必種樹

歷史上，黃河在蘭考多次改道和泛濫。

《蘭考縣志》記載，從1171年至1949年的近800年間，黃河蘭考段決口143次之多。故道、故堤和沙丘、村庄結合，形成上百個風口。加上地勢低、地下水位高、含鹼量大，風沙、內澇、鹽鹼成了蘭考數百年不絕的“三害”。

風沙有多嚴重？

東壩頭鄉雷新庄老支書雷中江告訴記者，“那時耳朵眼裡能有半盅沙土。地北種綠豆，結果地南長出苗。”記者問為啥會北種南收？老支書笑著說，被風吹的。

當地縣志記載，新中國成立前100多年間，蘭考被風沙掩埋的村庄足有63個。當時東壩頭鄉朱庵村被一條半月形沙堆包圍，最大沙丘達9.9米高。

1962年冬，正是“三害”最嚴重的時候。來蘭考赴任的焦裕祿，眼前是一望無邊的黃沙，結著冰凌的窪窩，還有搖曳著枯草的鹽鹼地。老百姓苦笑著說，這些地，旱了收螞蚱，澇了收蛤蟆，不旱不澇收鹽鹼，就是不見收庄稼。

焦裕祿立志為民除“三害”。為查風口追風源，他走村串戶尋找治沙良策。1963年的一天，他來到東壩頭鄉張庄，看到村民魏鐸彬正手捧黏糊糊的泥土，一個勁兒地往墳頭上抹。焦裕祿不解。魏鐸彬解釋說，這是母親的墳，風太大把墳頭刮沒了。他從半米深的地下，挖出紅膠泥把墳蓋住，狂風再也刮不動了。

魏鐸彬的做法，讓焦裕祿很受啟發。回去之后，他帶上技術員，找了一個20畝的大沙丘做實驗。隻用了3天時間，他們就用紅膠泥把這個沙丘封住了。焦裕祿把實驗成果總結為“貼膏藥”（翻淤壓沙）、“扎針”（種植刺槐固沙）。很快，這個做法就在全縣推廣。

防風固沙，除了種刺槐，還有沒有更有效的樹？焦裕祿一次查看災情時，老韓陵大隊的農民提到一句諺語，“蘭考三件寶，泡桐、花生和大棗”。他組織座談時，聽群眾說，沙土地能種泡桐，長得又快，五六年長成大樹，既能擋風又能壓沙。多次調查之后，縣裡決定，種植以泡桐為主要樹種的生態防護林。

蘭考人摸索出了門道：在風口前沿主風方向，栽植泡桐、楊樹防護林帶，層層阻減風力﹔在流動、半流動沙丘上，栽植刺槐林，固定沙丘﹔沿沙丘周圍，栽植白蠟條、紫穗槐，延緩沙丘流動。

路子對了，干就是了。一代代蘭考人種樹不止，蘭考大地披上綠裝。

一棵“焦桐”名遠揚

在蘭考，蘭陽街道朱庄村名聲很響。該村曾是發展泡桐治理風沙的重點地區之一，焦裕祿在這兒種過樹。

一個夏日午后，朱庄村村民魏善民又像往常一樣，來為“焦桐”打掃落葉、培土澆水。用他自己的話說，可把這棵樹給管到家了。

時任縣委新聞干事劉俊生依然清晰記得“焦桐”是如何種下的。焦裕祿同眾人一同種樹，種到最后，路邊還扔了一棵小樹苗，大家都沒在意。通常泡桐苗的長度約3米，這棵苗隻有2米，短了一大截。“他說這棵苗個子低，但是根好，如果長起來了，比其他樹長得還快，扔了可惜。”焦裕祿把樹苗撿起來，刨個坑種上了。焦裕祿的話，仿佛還回響耳邊。

就是這棵小苗，如今已長成5米粗、26.4米高的“焦桐”了。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因病離世。這棵當時“未成年”的泡桐，寄托著蘭考人對他的思念。為此，魏善民的父親魏憲堂，義務管護這棵焦桐8年。直到年歲漸高，他才把“焦桐”交給魏善民管護。

當年21歲的魏善民，現在已78歲高齡，照料“焦桐”也長達49年。魏善民手撫“焦桐”，常常深情注視。“隻要身體好，我就把這棵樹看護下去。我們要把焦裕祿精神傳下去。”

斯人已去，斯樹雄壯。風沙中焦裕祿斬釘截鐵的話語，至今在中原大地回響——“不改變蘭考的面貌，我決不離開這裡。”

事實上，焦裕祿和他的精神，再也未曾離開。

幾十年來，蘭考縣狠抓林業不放鬆，每年組織大規模造林綠化活動。在繼承中發展，蘭考探索出了農田林網、農桐、農棗、農條間作，防風固沙林，窄林帶小網格造林，灌淤壓沙等多種治理模式。

回頭看，沒有一棵樹是白種的。焦桐“馴化”了土地，農桐間作，林茂糧豐。蘭考硬是把黃河故堤變成了綠色海洋，創造了人間奇跡。當年讓群眾吃盡苦頭的大面積沙荒，而今難覓蹤跡。

“每當風沙起、家家燈不熄”已成歷史。現在的蘭考，雷中江這樣形容：“城南鹼地變綠洲，城北泡桐一行行，蘭考大地綠油油，家家住上兩層樓。”

凡是過去，皆為序章。近年來，蘭考堅持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以創建森林城市為目標，以國儲林建設為抓手，以防沙治沙工程建設引領林業生態建設發展，堅持“多種樹、種大樹、種本地樹”，僅生態廊道綠化就建設396條，1300千米。

目前，全縣40萬畝沙化土地、26萬畝鹽鹼地、1600個大小沙丘已得到根治。曾經的飛沙地、老窪窩、鹽鹼灘，都已變成大片大片的泡桐林。

村村遍植“致富樹”

歷史的回饋，常在不經意間。焦裕祿為治理風沙，帶領蘭考人民種下大量的泡桐，不僅改變了蘭考歷史，也正改變著一代人命運。

“上百年來，泡桐大多做成了風箱，沒有做過樂器！”河南中州民族樂器有限公司總經理代勝民自豪地說，用泡桐制作樂器，是從他父親代士永開始的。

上世紀70年代，上海樂器制作師傅偶然發現，多地燒火用的風箱所用的泡桐木，竟是制琴良材。他們從泡桐產地蘭考，開始購買泡桐板材。代士永當時是一名做風箱、家具的木匠。他感覺制琴“上檔次”，能大大提升泡桐板附加值，打起了“把樂器引回蘭考”的主意。

1988年，他傾盡所有購買材料，多次上門拜訪名師。最終，他用真誠感動了上海制琴名師張連根，把張師傅請回了家。憑借賣泡桐板積累的“第一桶金”，加上東拼西湊的幾萬元錢，代士永把牛棚改成廠房、購入設備，樂器廠就辦了起來。

自此，承載焦裕祿干勁的樂器產業，在蘭考大地開始生根。縣裡不斷扶持，產業逐漸壯大。

記者來到堌陽鎮徐場村，看到家家戶戶都在忙生產。一座民宅大院裡，幾名工人正專心制作古琴。他們技術嫻熟、分工明確，有的切割木材，有的打磨半成品琴身，有的調音。這是村民徐排行家開辦的木子韻古琴坊。

2006年起，徐排行邀請親戚鄰裡一起，在家裡做民族樂器。他們專門手工制作古琴，光打磨琴身這道工序就反復8遍。做一把琴，要費5到6個月時間，一年能生產大約500把古琴。

不少開辦家庭作坊的村民，是在代家打工時，學會了制作樂器手藝。依靠前人種下的泡桐樹，蘭考樂器制作成了一項紅火產業。徐場村遠近聞名，是名副其實的“民族樂器村”。村黨支部書記徐順海說：“村裡人均年收入可達四五萬元，幾乎家家戶戶都蓋起了小洋樓。”

下午5時，如同往常，物流快遞車停靠在徐場村村口廣場。開設琴包加工作坊的村民徐萬軍粗略計算，一個下午，上千把古箏通過快遞運往四面八方。樂器賣得好，他的琴包不出村就能銷完。

當地干部介紹，蘭考民族樂器產量約佔全國的30%，其中桐木音板樂器原料佔全國的95%，年產古箏、古琴、琵琶、阮等70萬台（把），樂器配件100萬套，產值約20億元。

……

“百姓誰不愛好官？把淚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氣！”

1990年，習近平在福州擔任市委書記時，夜讀《人民呼喚焦裕祿》一文，有感而發，寫下了《念奴嬌·追思焦裕祿》。此后，他多次來到蘭考，也親手栽下了一棵泡桐。

焦裕祿同志種的那棵泡桐，風姿依然。習近平總書記親手種下的泡桐，挺拔偉岸。

曾經的風沙鹽鹼地，徹底擺脫“三害”的困擾。

曾經的貧困縣，2017年摘下貧困的帽子。

更綠的蘭考，更富了。